上一版
和远在南京的王荫庭先生通电话联系采访时，87岁的老先生因听力衰退，在我一字一顿地说明来意后，电话便转由他老伴接听。后来，我和王荫庭先生的交流联系主要是通过和王师母的微信。而这次的采访也是依据王师母发来的王先生的书面作答。
“我这辈子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普列汉诺夫和马恩列的著作，特别是他们的哲学著作。二是西方哲学史，主要是17到19世纪这一段，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所以我的翻译工作就集中在这两方面。”王荫庭一生中依次学习过英、俄、德、法四种外语，用于翻译的只有俄文。译文字数共有四百多万字，但最终出版成书的却只有三百多万字，其余七八十万字的译稿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散失，至今不知所踪。
1951年，王荫庭考进北大哲学系，选修了贺麟先生为该系三四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黑格尔《小逻辑》”。这是贺先生在北大最后一次正式开设的课程，王荫庭是选修这门课程的唯一一名新生。认识贺先生后，他就常去贺先生家请教有关黑格尔哲学方面的问题。当时王荫庭和贺麟都在学习俄文，在加快记忆单词和成语的同时，王荫庭也选读了俄文版《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文章，并尝试着进行翻译。据王荫庭回忆：有一天，他把自己翻译的一篇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译成的中文，拿去请贺麟先生审阅。贺先生看了就哈哈大笑，因为他把信中的第一句话译成：“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病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马克思怎么会有神经病呢？”贺先生说，“应该是‘神经痛’。”（王荫庭注：《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5卷，第159页上的译文是“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这里应该把“神经痛”改译成“神经疾病”。当时编译局翻译《马恩全集》主要是从俄文翻译来的。因我手中没有德文原版书，无从查起，从俄文原文查词典，此单词没有“痛”的意思。只有“病、疾病”的意思。医生常常把各种神经疾病简称神经病，在他们理解说“神经病”就是神经有病。他们不考虑与作为精神病俗称的神经病是同一意义。因此翻译成“神经病”严格说来并不错误，只是没有与作为精神病俗称的神经病相区别开来。而且在《马恩全集》中的先后一年多的书信中马克思都没有讲到神经痛，只讲到失眠症。“这一年来我一直患着该死的失眠症。”见《马恩全集》第34卷第272页。）他又说，“翻译一篇文章以后，一定要自己作为读者，把译文认真地至少读一遍。把容易发现的错误改正，同时删掉一些多余的和可有可无的字、词。”贺先生还说，搞翻译应该和研究相结合。在研究指导下翻译，在翻译基础上研究。这应该作为从事翻译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遵照贺麟先生的提示，王荫庭此后就是这样从事普列汉诺夫研究和翻译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慢慢地极左思潮流行开来。中学时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王荫庭，上大学之后决定以后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但由于形势的原因，他改变了想法，大学毕业后只从事翻译，不写文章。1954年冬，所有课程都修完了，王荫庭开始为以后从事翻译工作做准备。他买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二），首先读了其中《论翻译》《再论翻译》两文。他基本同意瞿秋白的翻译思想：用口语化的白话进行翻译。随后根据瞿秋白所译的高尔基《海燕》和著名翻译家刘辽逸翻译的爱伦堡《保卫和平》一书对照原文进行学习。当时，主流媒体正大力宣传斯大林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王荫庭翻译的第一篇文章是前苏联《真理报》上登载的《反对庸俗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此文于1955年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
1956年武汉大学哲学系恢复，王荫庭从辽宁调进武大哲学系，在资料室任职。当时逻辑学家江天骥得到了几本苏联新出版的逻辑学论文集。不懂俄文的江天骥，找他帮忙翻译。王荫庭翻译了约二十来万字，交给了江天骥。后者又从北大宋文坚教授那里得到另一些逻辑学文集译文共十多万字，合并后交给湖北出版社。“文革”开始，出版没了下文，连译稿也音信全无。
王荫庭的第二篇译作是自前苏联《哲学问题》上翻译过来的《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刊登在1957年第2期《哲学译丛》上，由苗力田先生校订。后来，他还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上选译了一些条目，如《普列汉诺夫》等。1956年分别由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出版。还翻译了长文《新黑格尔主义》，随即发表在《哲学译丛》上。其后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两卷集“俄译本序言”、《孟德斯鸠选集》“俄译本序言”等等，译好后寄给三联书店并出版。后来由于出版社之间有分工，三联书店将这些译稿移交给了商务印书馆。
1958—1959年，王荫庭先后翻译了霍尔巴赫无神论名著《健全的思想》和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两书，译好后寄给商务。1962年7月，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子野批准，他被接受到人民出版社担任编外临时编译工作，专门翻译普列汉诺夫反面政论著作，供中央领导同志进行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参考。后来出版的这类著作，就是所谓的《灰皮书》。在人民社工作的两年半时间里（1962年7月—1964年底），翻译普列汉诺夫反面政论工作之余，王荫庭利用晚上时间先后校订了《健全的思想》和《笛卡尔哲学原理》两稿。后来，这两本书均由商务出版。
当时，王太庆先生住在美术馆附近，在人民社工作期间，王荫庭在翻译中遇到了困难就去向王先生请教。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每一次他都是突然造访，王太庆先生都会立即把手头正在做的工作放下，详细地解答他的问题，从无厌倦之态。“当然，我提出的问题，他并非都能立即解答。但他总是尽力帮我查阅他手边的辞典和书籍，或者凭借他的翻译经验，告诉我可以去查阅哪些书籍。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查阅资料往往真能解决问题。也许是由于一个人孤独，每次解答完毕，他总是留下我闲聊，聊的也都是翻译方面的话题。”
某次，王太庆先生对王荫庭说，翻译时，特别是翻译西方古典哲学原著时，总有一些词语或句子没有见过，或者不懂，或者不能按现成的意思或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就找不到正确的译文。怎么办？到哪里去找这些相关的知识？如果稿子等着急用，就必须短时间内找出这些知识。而且即使找到了某种知识，获得对所译词语或句子的一种理解，还必须判断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是否与前后文融洽等等。因此做好翻译工作，基本前提是中外文好，懂专业。当然积累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翻译经验也是重要的。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经常自觉地不断培养快速地找出、补充自己所缺乏而又是完成任务所必需的相关知识的能力。翻译不仅是一种学问，而且是一门技艺，需要操作经验的积累。
王荫庭认为，太庆师讲的这些经验，应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1976年，王荫庭参加了湖南省《辞源》修订组工作。在修订组资料室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可以公开自由取阅。在两年半工作期间，除参加修订《辞源》2—4册工作之外，他还读了许多文史古籍，如《四库全书总目》《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王阳明全集、韩愈等人的文集，以及一些法家著作。虽然都只读了很少一部分，但他却从此对中国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文史方面，甚至产生改行研究国学的念头。
1979年，重新回到武大的王荫庭被安排在陈修斋先生领导的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并受到陈修斋的重视、热情支持和大力提携。1985年晋升教授。1980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辞海〉“普列汉诺夫”条》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论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关系》，同年在《哲学研究》第十期发表《普列汉诺夫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等等。这期间，北京出版社来信约他写一本介绍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著作。1988年，60多万字的专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并于次年获北方十五省市区优秀图书奖；1992年获《光明日报》主办的全国改革开放12年来优秀学术著作“光明杯”二等奖；2021年作为原创名著被商务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
1997年1月，王荫庭收到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的来信，约他编译一本《普列汉诺夫读本》，作为其主编的那套世界名人读本之一。根据要求，王荫庭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五卷本中选择《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等书和文章摘译了20多万字。这就是后来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读本》。
“我之所以将摘录的这些文字重新翻译，主要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五卷本前三卷中文本出版年代较早，译文有不少问题。多年来我早有翻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心愿。特别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由于他的所有这些哲学著作都有中译本，有的译本还远不止一种。考虑到翻译之后难以出版也就将这个心愿放下了，以前我并不知道重要的历史典籍可以有多种译本这个惯例，后来知道了，因此就有了2010年我重译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等书。”
2021年，为了献礼建党一百周年，商务计划推出《普列汉诺夫文集》12卷本，其中8卷是王荫庭翻译的。另外，这8本还将由商务另出单行本。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已收入汉译名著，即将收入和很可能收入这个系列的还有《唯物主义史论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跨进二十世纪的时候——旧“火星报”文集》。算下来，王荫庭的译作除上述以外，再加上《健全的思想》《给欧仁妮的十二封信》和《笛卡尔哲学原理》，共有7—10本列入汉译名著。
2019年重校《笛卡尔哲学原理》后，他的双眼因黄斑变性严重恶化，早已看不见书报上的文字，虽然脑子还很清楚灵活，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从事翻译等文字工作了。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