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官修史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我国的修史传统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修史制度直到唐代才渐趋稳定。故近年来，某一时段或专题性史学史研究主要选择唐以后史书修撰为研究对象。《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产生，呈现出新一代青年学者对传统研究框架和理论的突破。

    本书的研究一是填补了唐前“官修史制度”深度研究的空白，着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运作如何孕育萌生并到唐代时逐渐成型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贯穿地观察汉唐间的官修史发展。二是跳脱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影响，在制度层面的因素与最终呈现的官修正史文献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本书以“正史”史书在体裁上展现出的变化，进而以汉唐纪传体史书的发展变化作为切入点，关注到其背后制度化因素的推动。

    作者提出“政务—修撰联动机制”这一运行机制，讨论政务运作如何形成有关个人的资料并最终进入史书。把某类型的史源与纪传史中的特定板块对应起来：从“使图类”文献到“列国传”，从“章表状”文献到“孝义传”，从人事丧葬事务所产生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档案资料到国史列传修撰，从露布、行政文书、檄文、诏敕等文献到传记中战争经过的叙述等。唐宋时代的官修史文献留存更加丰富，以本书板块式史源追溯的思路，亦有望对今存唐宋史书的史源及其史料层级进行考索。

    本书从第五至七章对官修史体制的中间环节——编年体史书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考察。这是因为在官修史体制成熟之前，每一阶段文本的生成，以及这些文本如何被选择、剪翳或扩充，从而进入下一阶段，都还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作者指出从“记注”到“撰述”是资料不断被整理、编辑的过程，也常常是体裁转换的过程。各层级史料不断汇入并经反复修纂，每一阶段的官方史书以何种面貌进入下一级文本生成的动态进程都离不开官修史体制的运作。

    虽然本书在第五至八章主要讨论东晋十六国的修史情况，但作者其实还有更宏观的考量。唐宋以来的官修史编纂，以编年文献和以此为基础的纪传体国史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从东晋末及刘宋国史的记载情况来看，这种系统的编年系事记录在官修史运作中地位的确立，与东晋历代编年体国史密不可分，故东晋编年体国史的细化的修撰进程成为这一部分作者主要考察的对象。

    本书所研究的这一时段，各类史书散佚严重，原始档案文献的面貌更无法得见。基于此种情况，既需要作者对汉唐间官修史制度演进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又需要对一些逆潮流而上的史书个例进行解释。正是这样的反潮流特例，在本书中反而成为作者很好的研究对象。以本书中涉及魏收所修《魏书》为例，《魏书》的撰修有国史及起居注的基础，但列传编次杂乱，可能是魏收在李彪、崔光所修纪传体国史基础上以新的标准重新进行过改造编次。作者希望从今《魏书》中区分出经魏收修改的部分，以及魏收继承早期国史的部分，从而了解魏收对列传编排进行过怎样的调整。但由于李、崔所编国史不存，如何从今《魏书》中剥离出原始的国史文献，就需要研究者独具匠心的切入点。作者恰好找到“降臣诸传”中隐匿的线索，对原纪传体国史卷目框架的推测，无疑成为考察魏收对国史列传卷目改动非常巧妙的切入点。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汉唐间官修史体制整体运作与演进的考察不仅对唐代的官修史书的研究提供了前情基奠，对官修史制度更加稳定的宋代国史修撰研究亦具启发。在“官修史制度”渐趋稳定的唐宋时代，国史文本生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最关键的阶段：第一是起居注、时政记的修撰，第二是以起居注、时政记为基础的日历撰修，第三是以日历为基础的编年体实录修撰，最后才是以实录为基础的纪传体国史的撰修。且越来越丰富的原始材料涌入国史的修撰，但这些构成国史的原始文献的产生依然受到官修史体制的主导和影响。书中提到今存类书所引的晋宋《起居注》佚文之中，诏令占了相当比例，而且很多还保存着明确的日期，由此可见晋宋《起居注》的史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务运作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此外，还提到唐以后的官修史运作中《实录》是重要的一环，具有沟通编年系日文献与纪传体文献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书对国史系统文本消亡时期官修史体制本身发展状态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唐前“官修史制度”深度研究的空白，对于理解唐宋时期国史修撰阶段性的变化和面貌亦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