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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瓜架婆婆妈》就是写亲自经历的事，信笔写来最轻松。情节叙述当然有调度，但都没有刻意为之，顺其自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人的心态和处世方式，是对我影响最重的因素。
2014年，马瑞芳在中央电视台拍摄“我的一本课外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搭挡十天，郦波看到牛司令（马瑞芳的先生、山东大学教授牛运清先生）的作为，忍不住说：“马老师，牛老师真照顾你。你这种处境，一万个女性找不出一个。”
马瑞芳说：“他还算个好的？这是因为你没见我婆婆怎么照顾我。”郦波说：“那你就成了十万个也找不出一个的幸运儿啦。”
马瑞芳口中的“婆婆”即是她的新书《豆棚瓜架婆婆妈》里的“婆婆妈”。说起婆婆，马瑞芳总是一脸幸福又得意的神色。她说：“我娘曾说二妮又笨又犟，将来得叫她婆婆送回来，没想到我婆婆关照我几十年。我这么个只会读几本书的笨人，降生马家，嫁到牛家，真应了当年一位师兄祝愿的‘牛马成群六畜兴旺’。在家庭主妇角色中晚熟是必然的，儿子一出生，婆婆就来了。她的能力‘压制’了我的家务能力，我只能去看书、教书、写书。”
婆婆在世时，马瑞芳写过四篇关于她的文章：《奶奶不在家》《两个母亲》《美国留学生和中国老太太》和《家有指挥家》。婆婆不认字，始终不知情。在完成马家家世的《煎饼花》后，马瑞芳觉得该给婆婆写本书。她觉得，老太太不仅以几十年无私奉献支撑着这个家，还言传身教，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在婆婆去世15年之后，马瑞芳推出《豆棚瓜架婆婆妈》。她在书的结尾写道：“人生的精彩不会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不同。善良和宽容及由此产生的美，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笔下，一个勤劳和善又擅长持家的豁达老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您总说自己“傻人有傻福”，实际上您是智慧的，不是所有婆媳都能相处得好。能否总结一下您的婆媳相处之道？
马瑞芳：婆媳能处得好主要是将心比心，我在自己家得算“弱势人士”，我婆婆把我当女儿看，认为我在家务上最没能力、最需要得到她帮助。二十多年前她跟几位美国教授侃侃而谈“他妈妈啥也不会”的场景，还如在眼前，能在儿子家当家作主，老人很自豪，她派给我的任务是“你干你的”，只管上课、写作，家务事不用管。我对我妈（婆婆）跟对我娘的态度也一个样儿，我可以跟我妈耍赖，跟我娘则不敢。
中华读书报：书中讲述了和婆婆相处三十多年所经历的趣事，也没有回避矛盾。但矛盾的化解又是那么简单明快，心无芥蒂。您是完全真实地写出以往故事吗？
马瑞芳：一点虚构没有，了解情况的还说，写得不够，我小妹曾在天津“坐月子”，是我婆婆照顾她。小妹说：《豆棚瓜架婆婆妈》是姐姐最好的散文，但写得不够，牛大娘好多事都没写上，写时怎么不来采访我？
中华读书报：娓娓的笔触，活泼的叙述，夹杂着淄博方言，想必会令熟悉的读者备感亲切。您如何看待方言在作品中的运用？
马瑞芳：我婆婆满口淄川方言，对我搞聊斋研究很有帮助。《聊斋志异》语言之所以灵动，因为蒲松龄写人物对话时先把淄川方言转换成北方官话，再转换成文言文。比如婴宁见到王子服说“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学者们解释“贼”为“小偷”，我解释“小狼贼”，是爱称，我婆婆常叫她的宝贝孙子“小狼贼”。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在百家讲坛讲聊斋，还是写散文，您的文字都离不开脚下这方土地。您如何评价地域对作家的影响？
马瑞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人的心态和处世方式，是对我影响最重的因素。我也很喜欢京味儿、海味儿的小说，但是如果想叫我写出那样的作品，比登天还难。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有为人处世之道，有育人之道，也有饮食之道，总之包罗万象。回忆中又有反思、有议论和点评，总让人在阅读中反复琢磨回味，多有启示。感觉您真像在豆棚瓜架下和邻居聊家常一样写这部书，想来是写得特别轻松愉快吧？在叙述视角和技巧上，是不是也不用考虑太多？
马瑞芳：《豆棚瓜架婆婆妈》就是写亲自经历的事，信笔写来最轻松，一个多月就把一本书写出来。情节叙述当然有调度，但都没有刻意为之，顺其自然。因为写的都是亲人们熟知的寻常事，“牛家帮”看了，在微信上表示写得真实感人，牛大哥的女儿说：我奶奶在二婶笔下活了起来。
中华读书报：《煎饼花》和《豆棚瓜架婆婆妈》各有侧重，但是二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既是生活点滴的集成，也折射了厚重的家族史。尤其是当下，一家七八口人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了，您笔下的那些故事显得尤其珍贵。
马瑞芳：《煎饼花》是著名作家、出版家刘海栖带青岛出版社的人上门约的，他们希望写本跟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书，我的多篇家世散文在写家国情怀上早有些知名度，《煎饼花儿》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称骏马奖）散文一等奖，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散文杂文卷》（1949-1999）；《祖父》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1976-1982）；《等》被收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海栖建议我把这些文章的内容嵌到长篇纪实文学《煎饼花》里。《煎饼花》写我出生前和童年事更多，靠家人平时闲谈给我留下的记忆，关于我父亲的两章，干脆把当年笔记全文照抄，特别真实。一个家族需要精气神，马家的精气神一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一曰“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每个人都要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在建功立业上既你追我赶又互相帮助。《煎饼花》终于把父亲从名医到民族工作领导干部的心路历程写出来，我最开心。
中华读书报：您早年的散文就特别精彩，七十岁的时候再写散文，感觉心态有何变化？
马瑞芳：20世纪80年代我喜欢写“正规”散文，讲究精雕细刻、起承转合，90年代喜欢写随笔，21世纪越发写得心情放松。上世纪80年代大师兄李希凡看我的散文时嘲笑“水词真多啊”。我现在翻翻给留学生做四年级教材的《等》，自己也笑：真能拽呀。聊以自慰的是，它们都成了时代的印记。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讲解？录制完成，是不是特别满意？
马瑞芳：200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马瑞芳说聊斋”后，应邀到江苏、山东、北京、深圳、台北电视台讲《红楼梦》，播过一百多讲。2017年给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一回一回细讲《红楼梦》，没想到特别火，多次占全频道榜首，三十几万人听课，播放四千多万次。《红楼梦》是最好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经典，把经典给老百姓通俗地、深入浅出地讲解，会受欢迎。听众一直要求讲后四十回，今年我终于录完播出，完成自己的宿愿，很欣慰。
中华读书报：做这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您有顾虑吗？讲的时候会有何侧重？
马瑞芳：《红楼梦》后四十回有个奇怪现象，红学家一直批评后四十回，甚至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从来没有一位专家，具体细致地把后四十回一回一回、一段一段分析一下，仔细看看到底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够好，哪些地方写得相当差，跟前八十回对比，它差在什么地方，而曹雪芹原来怎么构思。我既是读《红楼梦》七十多年的读者，又是研究六十年《红楼梦》的所谓学院派红学研究者，自己又写小说，有三重立场，三重眼光，因为热爱《红楼梦》，我特别希望青年朋友能读懂全本《红楼梦》。1960年我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五年中，程伟元高鹗百二十回本，一直是我的枕边书。1964年我写出平生第一篇论文《妙玉的悲剧》，当年我被黛玉之死感动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现在重读，仍然受到感动。我在思考为什么红学家如此不待见后四十回，它怎么就能跟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成为完璧广泛流传？研究者有责任细致地认真地研究这个现象。尤其是《红楼梦》已经是高中生整本书学习的内容，更应该叫孩子们知道后四十回的功过，所以我下决心以将近八十岁的年龄，做个全网独一份的后四十回讲座，我要顾及红迷读者和红学研究者双重立场，一回一回解读后四十回，一段一段地细读、分析、和前八十回对比，认识《红楼梦》的全貎。我的立足点：学院派红学对曹雪芹原有构思的把握+当代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
剖析+七十年红迷心态。
中华读书报：讲《红楼梦》的知名教授不在少数，您觉得自己的讲评有何特点？
马瑞芳：应是兼作家身份，小说家体味细节特别敏感。《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载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柯岩马瑞芳等的长篇小说》。陈荒煤说，《蓝眼睛黑眼睛》继承《红楼梦》优秀传统。我讲后四十回要求自己：言必有据，绝不胡说；艺术鉴别，细说得失；从文本出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搞一切肯定或一切否定，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在大学讲三十年《红楼梦》，属学院派红学“阵营”。2005年刘梦溪打电话说：温儒敏教授请他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编本《红楼梦》讲座，“能把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刘再复拉到一本书里，只有我能做到吧？瑞芳，你也加盟写篇《红楼梦》叙事，好玩不好玩？”我说：“好玩！”我的《红楼故事和文本写作》成“名家通识讲座”《红楼梦十五讲》中一讲。遗憾的是，我在这篇文章论及曹雪芹构思线索，续书大多没完成。每思及此，十分痛心，所以想把后四十回功在哪里、过在何处，曹雪芹原有构思是什么，告诉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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