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聪：巧珍为什么不恨高加林

    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主要的感情纠葛是农村青年高加林到县里当了干部后，在爱情上背弃同村的巧珍，而转向城里姑娘黄亚萍。在那个城乡差别如同鸿沟的年代，受伤害最大的是巧珍，但奇怪的是，最不怨恨高加林，甚至连一句埋怨话都没有的也是巧珍，这是为什么呢？

    以往，人们往往归因于巧珍的善良贤惠和忍辱负重，从而对高加林的野心勃勃、忘恩负义形成压力和批判。但秦香莲式的幽怨追索也是一种传统做法，巧珍为什么没有采用呢？显然，这里有更深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说，高加林在精神上从来没有背叛过巧珍，而最理解这一点的也是巧珍。爱情当初是巧珍主动，这对农村姑娘来说是异乎寻常的。而高加林在承诺巧珍的同时，精神上就在远离了，还没到家就后悔了。为什么？因为高加林注定要追求梦一般的非分的东西，而巧珍不能满足他。巧珍之所以没有以怨报怨，是因为她和高加林一样，本质上也是寻梦人。

    高加林的梦想是进入那个“商品粮世界”，过精神上更有意思的生活，他所受的教育也给了他自信。而巧珍的梦想则是通过婚姻接近“更有意思”的人，她对妹妹说：“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所以，她绝非像表面上那样传统懵懂，事实上她爱代表现代文明的东西到了天真的程度。她爱高加林会写文章，爱他讲卫生，爱他浑身的香皂味，甚至也学文化人勇敢地刷起牙来。

    但可怕的是，巧珍所梦想的东西是高加林已有的，而高加林所追求的，巧珍却帮不上忙，她的陪伴甚至会窒息高加林的幻想。例如巧珍帮高加林卖掉馒头的集市，正是高加林想躲避的，他更习惯于图书馆“报纸的世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般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所以当巧珍父亲，村里的富户刘立本认为高加林想高攀他们家，高加林的反应是：“谁高攀谁？”小说描写他在县城受辱后拉着粪车，走在夜晚寂静的街道上，泪光闪闪：“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巧珍完全清楚这一点。她多么爱有文化的加林哥，但又深怀自卑感，明白这只是非分之想，一直处在矛盾恐惧中。所以当梦醒时分，她只有难过，却一点也不怨恨高加林，她清楚：“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而是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她的这个宣判，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当她绝望认命，与忠厚殷实的马栓结婚，最后望一眼高加林家时，她心里说什么呢？——“梦做完了。”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寻梦链：马栓想要过传统的农村生活，所以他追求有传统美德的巧珍。巧珍羡慕有文化的人，所以她追求有文化的高加林。而高加林想要靠自己的知识文化在城市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自然倾向于城市姑娘黄亚萍。在这一过程中，正因为巧珍也是寻梦者，所以她才能理解高加林，始终不恨高加林，这样的爱情纠葛显然是更具精神美感和思想深度的。

    事实上，路遥笔下出身贫寒而生性高傲的男主人公，往往只想以自己内心具有的东西赢得社会承认，绝不屑于攀龙附凤。作为印证，与之相爱的女性形象，往往善良，单薄，却美。许多复杂的东西被略去了，所有的富家女都有一颗好心，温柔抚慰男主人公易受伤害的心，却不会居高临下。黄亚萍正是如此，她中学时便仰慕高加林的才华，却还不敢为爱情嫁给农村户口。但当高加林进城后，她马上吹掉干部子弟对象，对他表达爱慕之情。难怪高加林后来嗔怪她，当我是老百姓时，你们哪个城里小姐爱过我？当然，这一“女高男低”的爱情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存疑，但在男主人公的目光中和想往中却是真实存在的。

    高加林最终为梦想付出了代价。小说写他在被贬回村的路上扑倒在土地上，沉痛地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那最后一声呻吟，积蓄了痛苦的全部力量，显示出了连作家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精神上的煎熬与挣扎，那不仅是悔恨和沮丧，也是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活向往的灵魂的彻骨绝望，是中国城乡“交叉地带”曾经不断发生的人生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