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我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

    写我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我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

    ——贺捷生

    “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满世纪老人的高楼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时空，翩然而至。它们引领我回溯和追忆，寻觅和缅怀，在一次次倾情呼唤中，沿着历史的大河逆流而上，直至它的源头。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我感到我是在对天空倾诉，对大地倾诉，对潺潺湲湲流向未来的时间倾诉，而这种倾诉，原来是如此幸福，如此快乐。”贺捷生在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后记中如此动情地写道。

    她是贺龙元帅的女儿，是将军，也是作家。生下来十八天，贺捷生就被父母用破衣烂衫一裹，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带着去长征了。1937年，父亲贺龙即将带领驻扎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已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去与日本人交手，作殊死搏斗；母亲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怎么好带孩子呢？

    这时，正好有两员南昌起义的战将，千里迢迢地从湖南找到渭南，要求重返部队参加抗日。贺龙报告给中央军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希望他们返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贺龙把孩子委托给两个部下，让他们带回湖南抚养。不幸的是，抗战还未结束，两位养父先后去世，贺捷生跟着养母孤苦度日，从洪江漂到乾州，正好她从前的家庭老师在著名的保靖八中任教，便以女儿的名义，把她带去保靖隐姓埋名地读书。幸运的是，后来她又回到了父母身边，她的经历，折射着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因病几进几出解放军总医院，眼下的贺捷生仍未能脱离轮椅，很多时候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写作成了奢望。重要的，实在不能推辞的稿子，也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她说，只希望尽快好起来，因为实在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要写，必须与生命赛跑！

    人生

    中华读书报：从《元帅的女儿》和您的另一些自传性文字中，我们知道您从小喜欢国文，有向世人倾诉的愿望。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才陆续读到您的作品？

    贺捷生：我只能说，我写这些东西，是被我的身世逼出来的。当我在颠沛流离中长成一个小姑娘，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早早懂得了生存的无奈和艰辛。因为时刻要提防陌生人的窥视和盘问，即使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我也沉默不语，总是躲在一边做功课。正因如此，我的数理化底子没有打好，只能勉强应付，国文却出类拔萃，尤其偏爱在作文中倾诉心声，抒发无法排遣的孤独和郁闷，所以作文次次得“甲”，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宣读。老师和同学们怎么也猜不透，我小小年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心思。

    还有一个原因，保靖八中是抗战初期从长沙迁过来的，教职工都是有见识的人，视野比较开放，在他们中间，广泛流传进步作家写的新诗和新小说。我就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丁玲是从湖南走出去的作家。孤独中，我异想天开，觉得我的经历既曲折又奇特，将来要当一个像丁玲那样的作家，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写出来。

    中华读书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表？父亲知道您写作吗？

    贺捷生：我一到北大读历史系，就有写东西的欲望，常常有感而发地写一些小散文。跟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文章写好后，偷偷地投给报社的副刊，有小报也有大报，而且，专门投给在学校和大街上的公共阅报栏里天天张贴的那些报纸。稿子寄出去的两三天，看看四下无人，像小偷一样，紧紧张张地看我的文章是否发表了。

    有一次，忘记了是哪一家小报，可能那里的副刊编辑是个心软的人，给我发表了一篇小豆腐块。我看到我的作品发表了，“贺捷生”三个字在报纸上印成了铅字，喜出望外，马上买了这张报纸，激动得一夜没合眼。星期天回到家拿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哈哈大笑，说好好好，我女儿要当作家了。但他马上又板着脸说，这张报纸太小了，你还不算作家，我们要上就上《人民日报》。父亲也就这么一说，但被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下狠心要上《人民日报》。不过，当我真正像模像样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时候，已是几十年之后。这时父亲带着满腹的冤屈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我捧着那张发表我作品的《人民日报》，泪流满面，没想到父亲对我的期望如愿实现的那一天，他却不在了，生活真是残酷啊。

    事业

    中华读书报：80年代您转向文学创作，有何契机？

    贺捷生：时代就是契机。可以说，整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最初那几年，是个冰消雪融、百舸争流的年代，当年的小说、诗歌、美术、电影，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我就是从电影开始，逐渐转向文学创作的。

    我当时已经离开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回部队，去《工程兵报》当编辑兼记者。在等待调令的时候，朋友们说我文学基础好，又有丰富的生活积累，而且在文学和电影界认识的人多，有许多朋友，何不写电影剧本？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被裹挟进了电影界。

    我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叫《残月》，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看好问彬的一篇小说，请我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我说试试看，结果很顺利地改出来了，电影厂也很顺利地开拍了，1984年在全国公开上映。接着又写一个本子，没有写完，就被打断了。因为《工程兵报》催着去上班了，后来开始写报告文学，发表在部队大型文学刊物《昆仑》的长篇报告文学《共青畅想曲》和《击毙二王报告》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各种体裁都有，对于文学的兴趣和创作动力来自什么？

    贺捷生：我的创作欲望，回想起来，主要来自我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经历，还有就是故乡桑植我们贺氏的家族史。我父亲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家喻户晓。人们不知道的是，一二百年前，贺家的祖先是从云南作为军户迁到桑植的。这是隋唐以来府兵制的产物。换句话说，贺家往前推几代就是军户，此后世世代代戍边。我的先人一次次奋起反抗，一次次遭到残酷镇压，有英雄也有败类，说得上惊天地、泣鬼神，从来不出胆小鬼和软骨头。贺氏的家族史，是天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一步步走近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步步走进我的家族，不仅渐渐地有了写作的愿望，而且感到义不容辞，命中注定，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言人和诉说者。

    中华读书报：您的专业是军史研究，文学创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能谈谈您的创作是在什么状态下完成的吗？是否有名家指点？

    贺捷生：我是学历史的，参加工作后，先后做过大学教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工程兵报》编辑和记者，最后落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研究部，担任副部长至部长，主持军事大百科研究部工作，逐渐以当代革命史，主要是军史，作为我的主业。这与我的家族史不谋而合。我的好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先生特意写了一首称赞我的诗，我深以为荣：“军史即家史，革命为血亲。字字锥心肺，篇篇忆苦辛。童年多坎坷，成长赖光阴。开国元勋事，妙笔带古今。”因此，当我在办公室整理军史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为我未来的大量家族题材散文的写作作资料准备。这是其一。

    其二，真正以文学影响过我的人，是齐燕铭和白桦。我是在北京医院认识齐燕铭的，那时我正在北大读书，有一次身患急性肾炎，但怕耽误功课，一直扛着，导致急性肾炎转为慢性肾炎，被迫休学一年在北京医院住院。跟医生护士混熟后，听他们说，我住院的内科住着一位大人物，官很大，并且是一个大作家，我止不住心中的好奇，大胆敲开了他单独住着的病房。

    当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个子又小，蛮讨人喜欢。他听说我是贺龙的女儿，大为惊奇，说太好了，我跟你父亲是老朋友，跟你就应该是小朋友了。他得知我在北大读书，喜爱文学，很高兴。让我把习作拿给他看。看完后，从错别字到文章的立意、结构和涉及的有关知识，一一给我指点，告诉我文章该怎么改，该怎么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几个月后，我们成了忘年交，感觉就像读了几年中文系。

    近作

    中华读书报：《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获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能否具体谈谈这部作品？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

    贺捷生：我一生都在跟随我父亲参与创建的这支军队，一生都在见证她的苦难和光荣。因此我敢说，我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女儿。当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这支军队，为我们的父辈诉说的时候，时间一眨眼过去了70多年，我也成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

    虽然我也风烛残年，白发苍苍，但想到那些岁月，想到那些在残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前赴后继的人，想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心里常涌起一阵阵苦涩，也涌起一股股暖流。我用逐渐干涸的笔和越飘越远的思绪，极力去回想他们、追赶他们和挽留他们。在文字中，我和他们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哭，一起笑。这就有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和在这前后陆续发表和出版的其他文字。

    中华读书报：《元帅的女儿》是您首次以自己为主角集中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传记文学。这一独特的视角，给写作带来什么？您是以怎样的心情讲述过往？

    贺捷生：我父亲的官当得够大了吧，但他作为共产党人，同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领袖一样，大敌当前，把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抛在一边。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孩子，连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爱和母爱，都不能得到。这是社会的视角。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样流离失所的？当时忍受着怎样的屈辱和凄凉？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了。我要叙述的，就是我当年经历的痛苦、悲伤和绝望，简直就是走投无路，暗无天日。再者，当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谁之后，在心里涌起怎样的思念、盼望和怨恨。

    我在80多岁时试图还原童年和少年经历，中间隔着70多年时光，岁月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走向。顽强留在记忆中的往事，哪怕是辛酸的，痛苦的，也渐渐变成了亲切的回忆。但我试图还原童年和少年经历的生活，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还要同虚荣和习惯性回避作斗争。还有，我回到父母身边后的岁月，虽然与我们这个国家、我长期置身的那支军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凭良心说，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而且是多得多。因此，对待我经历的生活，哪怕这些生活是由苦难组成的，我同样也有一种感恩心理。我知道我必须知足，必须自知自明。

    未来

    中华读书报：在您眼里，您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您认为他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贺捷生：写我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我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我近年写了那么多怀念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想告诉人们：从一个乡村螺子客到共和国元帅，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女儿心中，他是个好父亲，好男人，好朋友。

    你想啊，他一生都在搏斗，在浴血奋战，甚至可以说在自讨苦吃，如果没有信仰，怎么能坚持得下来？其次是，他有高尚的气节，也有宽阔的情怀，鲜明的爱憎。比如长征路上那么苦，那么难，他不搞特殊化，而是随身带一根鱼竿，一有机会就坐下来钓鱼，想用鱼汤来喂养自己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心该是何等的柔软，何等的仁慈。我父亲最珍贵的品质，我认为是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领袖、热爱的人民。没有这一点，他不可能善始善终。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亲历者，您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贺捷生：我们看待历史和现实，应该看它的主流，它的总体趋势。我的写作，就是以我的经历和阅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文字微不足道，但我希望它们发自我的肺腑，是真实的，有炽热的血液在流淌，有着自己的气度和温度。

    中华读书报：回顾自己的文学人生，您觉得最欣慰是什么？

    贺捷生：我真正从事文学的人生，与我的整个生命旅途比起来，在时间上，还是有限的。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抄抄写写，舞文弄墨，但毕竟是个业余作者，没有任务也没有压力。当然，这不等于我无所用心，不把它当一回事。

    事实是，如何把我的父亲和母亲，把我们贺氏家族、蹇氏家族，还有我经历的特殊人生写出来，早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差不多用一生惦记这件事，设想这件事。只是认为这件事太重大了，太艰巨了，才一再往后推。直到过了70岁，真的感到时不我待，不动笔不行了，再没有时间让我犹豫了，才艰难起步。

    当我拿起笔来诉说时，已是古稀之年，必须忍受身体虚弱和患白内障的双眼在面对耀眼的屏幕时不断流泪的折磨。当我把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那些事情粗略写出来，整理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这样一本书，已经80岁了，疾病一次次地找上我，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

    其实，我最大最宏伟的愿望，是为我们贺氏家族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要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而我现在86岁了，又病病歪歪的，显然不能担此重任。这个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唯有仰天长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