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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党的历史时，两次说过同一句话：“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2、184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党的经典新闻作品，党的领导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得到充分的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人民的报纸》就写道：“新华日报既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怎么能够成为人民的报纸呢？……[因为]共产党所要求于他的全党党员的，不是别的，就是：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虚心的做人民的勤务员。”随着历史的推移，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没听说过当年的故事。不忘初心，应该回首历史，熟悉党的百年新闻史上闪光的经典新闻作品，才可能继承光荣传统，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现到现实的新闻工作中，而不是仅落实在几句套话上。
一、毛泽东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报道
1946年1月7日，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春节过后，毛泽东就叫他到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那里去上“劳动大学”7个月。这个故事经《边区群众报》报道后传遍陕甘宁边区，生动地体现了党群关系的亲密无间。随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加以转载，传遍其他根据地。一篇小小的通讯，把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拉得如此近，颇为罕见。这里展示的是1946年11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三版转载的《边区群众报》的通讯全文：
毛主席送子住劳动大学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毛岸英刚到吴家枣园，吴满有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也不懂得，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
吴满有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当开荒”。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拼命地学开荒，白白的皮肉，被太阳
晒的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
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除草、下种子、拢地。吴满有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的会种庄稼了。”（延安市九岁小学生张名哲写，登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报上）
现在“毛岸英延安学农陈列馆”里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的介绍；当年毛岸英和吴满有一起住的窑洞已经是“毛岸英青少年教育中心”了。当时毛岸英和吴满有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炕上，吴满有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他们挡风，其实主要是为了毛岸英的安全。学农期间，毛泽东把吴满有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们农民一样了。1946年，吴满有家生产粮食60多石，交公粮50石，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毛岸英走后，吴满有很是怀念他，常自言自语说：“这里有毛主席人家娃娃的功劳啊！”
二、“西瓜兄弟”的新闻通讯
1957年到80年代，有两篇文章《西瓜兄弟》和《桌上的表》曾收入语文课本，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这两篇课文的原型，均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媒发表的小通讯。
1947年9月17日《晋察冀日报》第2版和1947年9月18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4版以及新华社中原分社，都发表了同一篇通讯《西瓜兄弟》。《人民日报》的文字呈现相对清晰，全文如下：西瓜兄弟解清
记者随军路过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的故事。当地有李姓西瓜兄弟两人，每年每人种亩把好西瓜，这方圆一、二十里地内也只有他们兄弟俩种西瓜，因此大家就叫他们做“西瓜兄弟”。西瓜老大的地在村东大路边上，西瓜老二的地在村西南小路边上，今年虽然雨水多，可是他们的瓜地高，西瓜还是长得又大又甜。
瓜刚熟的时候，村东走过了一队蒋匪保安团，那些饿狼一看见老大的瓜，顿时你抢我夺的，不一会，一亩多地西瓜就一个也不剩了，地里只留下一片踩烂的瓜藤瓜叶与吃剩的瓜皮瓜子。
在蒋匪过去二十天后，村里忽然来了八路军，巧的是这回八路军从村西南西瓜老二的瓜地边过。“我这瓜地完了！”西瓜老二想：“我这命也不要啦，我就躺在瓜地里，看他八路军摘我的瓜吧。”西瓜老二灰心丧气地往西瓜棚底下一坐，看着八路军过来。谁知道队伍有多少呢？往北看不见尾。
“这西瓜长得好呀！”领头的一个兵说。
“还有三白瓜哩！”
“这瓜一个怕有三十斤。”
“吃上两个才解渴呢。”路过的兵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赞叹不置。
一听见说西瓜两个字，西瓜老二的心就痛得像刀扎；但是他却奇怪，这些人说说就完啦，连脚都不停，一股劲往前走。西瓜老二把头偏西边一看，南已看不见队伍的头，北还不见队伍的尾，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八路军就是怪呀！”说着就站起来，提着瓜刀，跑到地里抱起一个大西瓜，往路边一放，刺刺地切开了。
“吃西瓜，兄弟们！”西瓜老二向八路军叫，但都没有人答应他。
“走路渴啦，来吃块瓜！”
西瓜老二又向另外一些兵士叫着，但回答都是：“谢谢你，老乡！俺不吃。”
这一下西瓜老二可急了，大声嚷起来：
“看你们八路军！把瓜切开了，怎的不吃呀？”
这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司号员向他问：
“老乡！你这西瓜多少钱一斤？”“不要钱，随便吃吧。”西瓜老二边说边拿起瓜往小司号员跟前送，小司号员连说：“俺不吃，俺不吃！”脚不停地就朝前走了。
西瓜老二捧着瓜，直愣愣的在西瓜地边站着。队伍还是肩并肩地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注：三白瓜：即白皮白瓤白子。
这篇通讯的作者解清，即黎辛（1920-），本名郭有勇。他是原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时任新华社记者（后来任《中原日报》副总编辑、《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文艺处长和文化局长、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等职），取《解放日报》和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笔名。通讯通过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保安团截然不同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用事实表明了共产党才是光明中国的代表。
这篇小通讯是1947年9月初黎辛随华中野战军在河南省淮阳县李楼村宿营时，根据各方面的采访一口气赶写的6篇新闻稿之一。经新华社电传，很快传遍全国。由于当时新华社一次播发了十几篇小通讯，有的报纸在作者署名上搞混了，误把“解清”写为黎辛的同事王匡（1917-2003），甚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新闻学词典》把它作为新闻名篇的词条，作者写的也是王匡。为此，黎辛在1992年第12期《中国记者》发表《我和王匡的〈西瓜兄弟〉情谊》一文，他说：“《西瓜兄弟》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王匡的，是属于我们生活、战争的那个时代的！”
据原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1911-2003，开国上校）披露，南京解放后他在南京军管会工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现许多印有《西瓜兄弟》的大张印刷宣传品，大字排版加插图，把黎辛的通讯原文照搬，把其中的“八路军”改成“中央军”，把“蒋匪保安团”改为“八路军”；宣传品没有署名。这真是出人意外，没想到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居然盗用共产党的一篇新闻通讯作为他们的宣传品，可耻又可笑。但这个情形也令人思考，一篇涉及当权者与人民关系的新闻通讯，在一定的情境中传播得当，会有多么巨大的传播力。
2005年，淮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联合开展“怀念刘邓大军，寻找‘西瓜兄弟’”的寻访活动。不料，全县竟有十多种不同版本的“西瓜兄弟”的故事，因为同名的李楼村有13个。在拍过“西瓜兄弟”电视剧的搬口乡李楼村，《解放军报》记者采访了67岁的村民李继顺。他是西瓜老大的儿子。他说八路军（淮阳县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说，当年老百姓习惯把共产党的军队称为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从西瓜地旁过，他都在现场。当时他只有10岁，“看着国民党的士兵抢吃西瓜和糟蹋西瓜”。而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是安岭镇李楼村，75岁王老汉说，他和“西瓜兄弟”李油锤、李二虎（二李已逝世）从小就在一块儿玩，彼此很熟悉。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西瓜兄弟》的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当年有一支解放军小部队住下后，有一个很有学问的解放军问话，他说他也姓王，我就给王同志（事后得知他就是新华社随军记者王匡）讲了发生在李楼村的“西瓜兄弟”的故事。王老汉的儿子上小学，有一次念《西瓜兄弟》的课文，碰巧让王老汉听见了，他大为惊讶，这不是我讲给王同志的事吗？怎么印在书上了呢？从那以后，王老汉逢人就讲“西瓜兄弟”的故事还上了书咧！这里的情节差误在于“王匡”的署名已经先入为主到王老汉的脑海里，黎辛当时不可能说他姓王，但影响到王老汉的回忆。时任淮阳县白楼乡武装部长郑尚勇认为，“西瓜兄弟”的源头应该在白楼乡李楼村。这个李楼村处在商丘到淮阳的交通要道上，是刘邓大军的必经之路，大军不可能放着近道不走而舍近求远。1995年另外的《解放军报》记者采访过白楼乡的李楼村，当时西瓜老大李坤乾逝世，老二李坤刚在世，与记者进行过座谈，随后记者发表《“西瓜兄弟”讲传统》《“西瓜兄弟”还好吗？》《“西瓜兄弟”弟健在，声声称颂共产党》等系列文章，引起很大反响。2020年3月疫情期间，《周口日报》记者来到白楼镇（现在是镇了）李楼村，63岁的李坤刚的孙子李武莹和80多岁的老支书孙方轩陪记者来到几棵大杨树下，告知这里是当年李坤刚的西瓜地，路边是一条南北大路，“西瓜兄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上世纪50年代初，孙方轩从小学课本里知道“西瓜兄弟”故事竟然发生在本村，就跑到兄弟俩家中问，兄弟二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就是书中的“西瓜兄弟”，其中追着让一名小战士（司号员）吃西瓜的情节他们记忆深刻……
这么多的李楼村和“西瓜兄弟”，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爱。该县有关部门决定，将全县有代表性的4个李楼村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战斗英雄笔下的新闻通讯
《桌上的表》
我们看到的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大部分作者是党媒的专职记者，也有几位闻名的文武双全的党媒通讯员。《桌上的表》就是战斗英雄张明（1925-2001）在其戎马生涯中写的一篇很小的通讯。他在马背上、油灯旁、烛光下，写了20多万字的新闻稿。先后出版了《英雄的记录》《访苏散记》《洛阳营》《钢枪铁笔录》等几部新闻纪实著作，把真实的历史留给了后人。
张明只读过四年书，1938年13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历任115师政治部战士剧社宣传员、鲁南军区政治部青年干事、特务连文化干事、连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生参战100多次，负伤16次，留有15处终身疤痕。最后一次战斗是1984-1985年指挥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赴老山前线作战。
1948年3月11日晚上，人民解放军对洛阳发起总攻，张明作为营长，站到连长的位置上亲自带领连队爆破、冲锋，首先突破东门。他的营被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本人被授予华东甲级战斗英雄称号。战斗总结时，他收集了许多英雄素材。3月15日部队撤离洛阳。张明受伤吊着绷带骑在马上反复斟酌，决定从感受较深的战士们进城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事迹写起。当晚安排好战士们宿营之后，他忍着剧痛，在油灯下铺开马黄纸，连夜急就了《桌上的表》。稿子给了随军记者后没几天，华东野战军三纵报纸《麓水报》首先刊登，紧接着新华社电发通稿、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并加了个按语说：“张明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就是我们有文化的革命战士的形象。”纵队司令员何以祥（开国少将）听到广播，称赞“我们的洛阳营营长张明同志真不愧为文武双全”。洛阳解放后，1948年4月20日出版的《新洛阳报》也发表了这篇通讯。
下面是1948年4月19日《晋绥日报》第4版发表的原文：桌上的表
战斗英雄首先攻入
洛阳的突击营营长张明
洛阳东城门里靠路南楼房上，当我们部队突进城后，少数敌人仍凭楼顽抗着。最后两个突击队的战士首先冲上了楼，敌人已经逃走了，房主人也吓得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房内放着漂亮的花被，崭新的皮包和许多衣服，在一张方桌上，还放着一只钢壳怀表，雪白的表面，漆黑的表针，在灯光下看去，还不到十二点钟，细小的秒针正在滴滴答答的走着。
战士们在楼上搜寻了一会，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一类的东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后，这个楼上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楼上的东西仍旧原封不动的摆着。
巩固突破口的任务完成后，三连被命令停止在这楼上休息，只有那一只滴滴答答的表吸引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怀说：“打仗就是需要表，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装起来了。”但是说了后，却没有动一动那只表。其余的同志也纷纷议论说：“纪律是自觉的，楼上的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正议论时，副政指庄建礼同志来了，战士们问：“副指导员，你看这表好吗？”庄副指导员拿出小刀剥开表壳一看，崭新的表心镶着四颗宝石，的确是瑞士的好表，看完后，表又原样摆到桌子上。
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丝毫未动，那只钢壳表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张明说了这样几句实在的话：一定要注意观察，用心思考，选最有代表性、最生动的事例进行报道；要把人家的话尽量记下来，写作时也要尽量用人家的原话。
洛阳城里那位怀表的主人，看到这篇通讯后把表保存起来留作纪念。现在这块表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党群关系是党的根基。2009年6月，河南电视台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逮军，他要求检查记者的采访设备，在拔掉了采访机话筒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接着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件事情被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那些‘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论调，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420-4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回顾党的经典新闻作品，它们能够传为佳话，其经久不衰的更是作品内容蕴含的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这是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以习总书记一再要求党媒工作者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群关系和谐作为重要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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