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推理：如何做好一个“考古侦探”？

    如何做好一个“考古侦探”？想要走进考古学发现与推理的世界吗？《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一版）给大众递出了一张诚意满满的邀请帖。本书作者许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世纪之交开始主持中国最早的都邑——二里头考古发掘。长期的一线发掘经历，让作者亲历了不少考古发现的“高光时刻”，也参与到几则公案的拨乱反正，个中曲折，着实发人深省，也赋予了本书极强的可读性。本书共收录12篇纪事，前9篇为考古队长本人的亲历记，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考古学家如何进行考古发现、验证考古推理的窗，致力于“让外行人看出点儿门道”；后3篇则通过对考古学史上几则争议极大、聚讼纷纭的“悬案”进行详尽地梳理，追本溯源，促使考古同行反思治学理念和方法。恰逢中国考古学百年，转型发展和面向公众的要求日益迫切。在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语境中，本书剖析考古发现和推理的复杂性，将鲜活的求知过程记录下来，阐发考古学的真正魅力，引导社会公众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

    发掘“案发”现场

    虽然大众很难把承星履草的考古学家与神秘潇洒的私家侦探形象联系到一起，但考古学家们却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两者工作过程的相似性。想象一下，同是面对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私家侦探需要从街角监控一闪而过的车牌、银行取款记录、心理肖像等还原当事人的旅行路线，考古学家则要从残存的房基、已严重变形的石器、化作尘土的罐中物来复原古代人类的生存模式和生业行为，甚至还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汲取灵感，更遑论古今之间还隔着数千年文化心理的巨大差异。从这一点上来说，考古学家所研究的“案发”现场，无疑更具有挑战性。

    考古学诞生以来，“复原”古代人类行为，探索文明奥秘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经历了几代考古学家的殚精竭虑，几次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迭代，人们已经失望地发现，妄想像私家侦探一般，复原古代社会——尤其是文字还未诞生的史前时期——的全部真实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尽可能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发现考古遗存、记录考古现象、推演历史过程就成了迫近历史真实的唯一方式。虽然考古学学科内部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田野发掘流程、考古报告编写体例、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这并不足以覆盖真正考古实践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发现与推理》一书提醒我们，考古发现不是探险寻宝，偶然因素并不占主导作用，真正可靠的发现是恰当学术设想下的产物；考古推理也不能依靠天真的经验主义，只有深刻认识到材料本身和研究者的局限性，尊重事实，慎于演绎，才能避免在通往谬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在考古发掘中，重视考古学背景是首要原则。简单来讲，就是考古学家要回到“案发”现场，对现象做忠实的记录。正如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里所说，我们是唯一在研究过程中谋杀信息提供者的科学家。考古遗迹一经发掘便不复存在，考古报告则是对它的唯一记录，其首要的品质便是客观严密。山东丁公龙山文化陶文因其所属遗迹单位清理科学、层位关系明确，尽管未在原境中被识别出来，却仍不失科学价值。至于号称夏王朝金字塔塔尖的二里头“1号大墓”，尽管遗迹的原境中存在丰富的细节，但是发掘者却沉迷于对面积、深度的追求，偏爱于“宫殿中轴线”的位置，对这些细节视而不见。在这里，当下的认识反过来影响了考古报告的叙述方式，将“水井”认作“大墓”的误会也越来越深。作者亲历的这两件事颇具启发性，其迥然相异的走向凸显了田野考古中原境的重要性。原境信息提供了关于过去的丰富细节，是不可遗漏和偏废的。正如许宏先生本人在书中谈到的，在事实不明朗的情况下，与其驳难辩解、匆忙定论，不如先放一放，作为日后工作的一个线索和提示。这才是一门严谨科学的从业者应该持有的态度。

    考古学家需不需要想象力？作者带队探索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结构过程中的惊喜连连，让这个问题不证自明。考古发掘面对的是埋藏于地下千百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能保存十分之一就已实属万幸，而且考虑到埋藏过程中的自然或人为扰动，给考古学家留下的有效信息可谓寥若晨星。历史的土壤层层叠垒，考古学家仿佛是一位不请自来的“侵入者”。想象一下，在发掘中如果没有清晰的全盘规划和明确的学术设计，仅凭印第安纳·琼斯式的运气，发掘出土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碎片，是无法拼成一幅关于我们祖先生存发展历程的辽阔画卷的。因此，考古学家常常需要动用想象力，需要用个体经验、一般通则、知识和理论勾连起历史的轮廓，并通过设计恰当的田野实践去验证这些假设。作者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科”的命题，就是说在考古学的发现和推理之中，兼具理科的严谨与文科的美感，想象力的参与让古代人类生存图景更加真实，严格的推理验证程序则让所得结论更加科学可靠。

    保护“案发”现场的信息是考古学家的使命。考古发掘总是让人联想到用铁锹挖出宏伟建筑和神秘城市，但事实却迥然不同。现代的考古发掘是谨慎和缓慢地观察和记录的过程，以搜寻信息而非挖宝为目标。古代人类生存的信息包罗万象，这也就意味着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不能只做“挖土专家”，还需要具备自然环境、植物动物、建筑工程、手工业制作等全面的知识背景，根据发掘的蛛丝马迹在现场做好统筹判断、摄影记录、文物保护等各项工作。正是对考古现象的精准判断和与文保部门的通力合作，才使得“超级国宝”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成功保存、惊艳面世。其实，保护工作并不仅限于考古发掘现场。相比主动的考古发现，珍贵文物往往更多出现在基础建设、农耕水利甚至盗墓犯罪中。扼腕叹息之余，其实考古工作者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调查采集品的出土位置、协助打击文物犯罪、积极进行考古科普活动等。从这一层面上看，在各地方设立的考古工作队，不仅发挥着发掘和研究古代文化的作用，更在实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与地方群众的长期互动中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中国最早的青铜钺的发现记中，许宏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一则文物上交的质朴故事，我们期待着在未来，这样的行为成为每一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

    拒绝阐释的“诱惑”

    访古是十分感人的经历，尤其是当我们踏上古代文献中大名鼎鼎的地点时。漫步安阳小屯殷墟祭祀区，耳边仿佛传来声声象鸣，我们知道《史记》中的殷人之南征北战所言非虚；亲手触摸庄重威严的利簋，秀丽铭文与方块字的血脉相连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三千年前，牧野之战的场景在我们脑海中慢慢浮现。当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合，只言片语中描述的古代社会的面貌在我们脑海中清晰了起来，传统和现在之间架起了时空隧道，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在向我们迎面扑来的强烈震颤，这是中华文明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这种感觉，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可谓一种致命的“诱惑”。然而，《发现与推理》一书告诉我们，身为一名严谨科学的从业者，考古学家必须对这种诱惑保持足够的警惕，维护考古记录的独立性，严格区分“史实”与“看法”，不能让文献牵着鼻子走。这是一名考古队长的自警，也是整个考古学学科的自尊。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20世纪初，商王世系得到了考古学验证，无疑给当时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今，现代社会的步伐在中国高歌猛进，民族心态昂扬自信，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也在感染着许多考古工作者。当前的考古研究中，偶见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生硬比附，以实证中华文明几千年为立论根基，这也许是无法抵抗历史阐释之诱惑的体现吧。本书中收录的两则学案，包括偃师商城定名之辩和秦代造船遗址的定性问题，给读者们抽丝剥茧，还原了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层若有似无的界限，向大众展示了考古推理过程中历史阐释的诱惑之强大到令人难以察觉。更重要的是，许宏先生在给出自己的倾向性判断的同时，也对当事人报以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批判总是容易的，理解却很难，这也正是本书之温度所在。

    近来，考古很“热”。无论是三星堆重启发掘吸引了三四百万人一同观看的直播，还是河南博物院一扫而空的文创“盲盒”，都呈现了大众对考古的想象、好奇、关注的心理。历史是无法被独占的，考古学家也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历史遗迹的解读享有特权。但是，提升大众对考古工作的认识，提升全民对考古发现的解读水平，则是考古学家的时代责任。《发现与推理》一书，怀抱着面向公众的诚心，诚实地展示考古活动中的逻辑、常识和学理，实属一位一线考古人的诚意之作。

    （《发现与推理》，许宏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