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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性别正义运动在西方社会被归入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一种。基于性别、文化、族群而提出身份政治，与普遍主义的公民政治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身份的政治诉求在精神上受到现代普遍主义“平等尊重”承诺的道德激励；另一方面，身份政治诉求的内容，却是要改变被普遍主义政治所忽视、甚至压制的那些基于身份的独特性而存在或要求的东西。对此，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一语中的：“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予地位的，注定无法普遍分享的东西。”“平等”与“差异”双重考虑之下，某一群体基于各自独特的身份提出政治诉求时，总会陷入“我们”应与主流群体或者目标对照群体是“同”还是“异”的思维。例如，女性主义者在争取性别正义时，提出过忽略两性差异达致一视同仁的“对称模式”，或者重视、补偿差异的“非对称模式”。但正如玛莎·米诺（Mar⁃thaMinow）指出，这里存在一种“差异的困境”：如果你打算通过奖赏好处或分配负担来处理两者的差异，那你要冒复制那些与差异相连的意义、耻辱和刻板印象的危险；但如果你不把两者的差异加以考虑，在一个差异的确发生作用的世界里，你同样可能重新制造和重新确立了这种差异及其负面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玛莎·努斯鲍姆（MarthaC.Nussbaum）在《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左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这本书提出的性别正义思路令人耳目一新。如何理解以及根据什么判断女性遭遇的不公正？努斯鲍姆在引言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不是因为别的或者和男性对比，而就是女性没有被当作目的本身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她们在过上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方面缺少必要的支持。换言之，努斯鲍姆认为只要合理地发展出一套原则和指标，它能正确地指示一种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应该有的样子，那么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类在基本正义对待方面的情况均可依据这些原则或指标来衡量。这就是努斯鲍姆的性别正义问题上的普遍主义的论证计划。
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已经能看到，努斯鲍姆希望引入她此前在几篇论述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文中就已初步提出和捍卫过的“人类能力进路”（thehumancapabilitiesapproach），作为识别、衡量和指导改进不正义实践的普遍标准——“能力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性，每个人都被当作目的来看待”。不过，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女性要被从人类中拿出来特别讨论呢？这与努斯鲍姆版本的女性主义的讨论域与关注对象有关，她在这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的遭遇，她们构成了能力剥夺最严重的群体，她们面对的问题诸如饥饿、家庭暴力、性虐待、童婚、法律面前不平等、贫困、缺乏尊严等等，比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特殊议题更具有基础性和迫切性。能力进路要求把人类基本能力作为基本正义的门槛性标准，这能够把这些国家的女性遭遇的最基本生存、教育、权利、机会和观念歧视等问题识别出来并提供改进思路；而这些议题经常是其他福利平等、资源平等进路的盲区，因为它们要么忽视了女性在不正义环境中形成的适应性偏好，要么将女性不平等简单归结为资源缺乏的贫困问题。当然，把全球发展中国家女性作为讨论对象，也给努斯鲍姆的论证计划带来极大挑战，因为讨论域越宽广，善好观念、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差异就越大。“倘若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单一而普遍的框架，它是否充分灵活地使我们能够公正对待我们所发现的人类多样性？”这是努斯鲍姆要解决的难题。
那么，遵循能力进路列出的基本人类能力清单，在什么意义上是普遍的？为什么所有人或者所有社会都应该接受以人类基本能力为内容的清单或者这个清单的核心部分？努斯鲍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深受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这两位理论家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亚里士多德论人性与伦理学的基础》这篇对能力进路论证极为重要的文章中，努斯鲍姆从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核心功能的论述中提炼出一种论证的“一般性策略”——即邀请我们每一个伦理生活的参与者去反思如下问题：哪些东西对我们作为一个人而言是本质性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存在也不需要一个外部视角，我们只能且必须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被广泛共享的人类生活以及实践的经验、观念出发回答。如果保证了反思的广泛性与普遍性的话，反思的结果是自我确证的，因而也具有普遍的效力。人类基本能力清单的开列，实际上效仿了这种“一般性策略”，它是通过人们就“过上一种有尊严、自主、真正、充分的人类生活，哪些核心能力是必须的”这个问题进行对话和反思得到的。不过，在《女性与人类发展》这本书中，努斯鲍姆根据罗尔斯论证“政治性自由主义”的方法，对她自己的论证进行了全面改造，包括：能力进路在辩护基础上是中立的；同时，对人类核心能力清单内容进行反思性对话是因应特定政治性主题——制定一种可称得上是正义的政治安排的门槛性标准——而进行的。这样，人类基本能力的观念作为一种非整全性的政治道德观念，有可能获得跨越不同社会、文化的人们的认可，在全球层面形成重叠共识。如此一来，人类能力进路的观念就不能被简单视为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而加以拒斥。
不过，即使对能力进路的普遍主义论证和捍卫是成功的，它还要回应普遍主义会压制多元与差异的指责。女性主义兴起时就指责男权借助一种普遍主义形式推行其主导性规则、偏见与趣味。努斯鲍姆认为，基于多元与差异对普遍主义的攻击很多是似是而非的，为了合理回应它们，能力进路首先要确定尊重多元与差异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从努斯鲍姆的论述看，她认可“人作为能够运用实践理性能力进行自主选择的行动者”以及“人类善是客观多样的，各具有质的独特性”这两个关于人及人类价值的道德判断，而这的确要求我们尊重由此带来的多元与差异。这使得努斯鲍姆在对能力清单的内容进行说明时，强调人类不同基本能力之间的分离性，不可加总或替代；在能力清单的实施上，提出“多重可实现性”，允许各国根据本土的信念和环境对其中诸能力项做出更具体的说明，为合理多元实施方案保留了空间。但这些都不构成对普遍主义的反对，因为导致多元与差异的根基，是我们对一种普遍的价值的承诺。相反，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文化、传统的多元与差异，是否应该宽容，应该由一个普遍的框架来提供标准。这使得那些仅仅以文化、习俗的理由来要求女性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观点变得站不住脚。当这些文化相对主义者或者传统主义者主张应尊重或保留某种对女性不利的文化传统时，他们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女性对这种文化和传统的抗议实践。
然而，这里潜藏着一个理论本身的张力，能力进路要保护的基本价值的客观普遍性，与尊重人自主选择有可能会产生矛盾。有些人声称发展中国家女性自己同意和选择过某种文化传统指定的生活方式，例如自愿选择舍弃工作不抛头露面以照顾家庭，因此不应该强行改变她们的选择。能力进路如何回应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一种体现能力进路思想的政治实践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关乎能力进路在形成、开列能力清单时如何看待价值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力进路像主观福利主义理论那样把价值看作是欲望的函数，那么能力清单将失去批判人们实际欲望和偏好的立足点。考虑到女性实际选择很多都是由于社会政治压制、传统塑造和观念灌输而形成的适应性偏好，能力进路的性别正义规划反对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但努斯鲍姆也反对价值论的另一个极端，即如柏拉图主义者那样认为价值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历史、选择和欲望的，这有可能导向某种形式的家长主义。努斯鲍姆在形成和开列能力清单时拥抱了一种居间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式“属于人的善”（humangood）的观念及其欲望与情感理论。能力清单在价值上直接立基于一种实质性人类善好观念，但这种属人的善好观念的确定，参考了人类欲望，因为“至少从某些方面看，欲望确实具有某种比社会上的奇思妙想和流行时尚更为强劲的结构”。知情的欲望能够帮助确定人类清单内容，并检验一份体现人类善好的清单在人心中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欲望被努斯鲍姆认为是人格中具有理智性的部分，考虑人的欲望是出于对那部分人格的尊重。因此在关注女性的不公正议题，确定如何对待女性才是好的时候，需要重视女性的知情欲望，这是努斯鲍姆在书中尤其重视使用与印度女性对话的经历去修补其能力清单内容的原因。当然这也响应了女性主义者一个传统上的坚持：女性不应只是应用于她们的规则的被动受众，而应该是那些规则在制定和形成时就必须考虑的一部分。努斯鲍姆在能力清单的形成问题上对善好与欲望的这种立场，也影响了在政治上促进能力清单实现的方式。能力进路强调一个正义社会保障的目标是人类基本能力，而不是强迫人们进入全面的功能发挥。换言之，最重要的是确保女性有充分自主选择能力与机会，至于女性在这种背景中实际选择是什么，能力进路不加干涉。这其实回到了自由主义为人们熟知的宽容路径上来，“以尊重人们的欲望甚至是错误欲望的方式保护和促进选择的自由，只要这些欲望没有伤害到他人”。
不过一旦进入自由主义宽容的模式，自由主义内部宽容面临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人们行使自由结社权利自愿形成各种团体，那么对于团体内部推行那些不宽容规则和实践，是否也应该宽容？这里涉及宗教与家庭这两个团体，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两处成为压迫女性的典型场域。努斯鲍姆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拒绝用简单的公/私领域之分，将家庭和宗教事务归为私人之事来将问题打发；无论如何，只要宗教与家庭某些实践伤害了人类基本能力，政治就必须介入。但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能力进路在应对这个问题上可以给人们新的启发。具体而言，确实有可能出现自愿结社权利和宗教团体内部实践违反性别平等之间的冲突，而自愿结社和性别平等这两项价值也是能力清单中不同能力要求的，这是一个真的困境。努斯鲍姆认为，处理这样的冲突需要具体判断，但总的原则是在保护不同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把保障个体尊严放在首位。至于家庭，努斯鲍姆认为它是培育能力清单中的依恋、关爱能力的重要场所，但其并非一个严格自愿结合的团体，即使是家庭内部关系样式也一直处于国家政策强有力规制下。既然这样，那么国家就应该确保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符合能力清单界定的门槛性正义标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叙事方式。努斯鲍姆认为：规范原则的普遍主义奠基尽管有必要，但道德想象和伦理关怀要从身边之人扩展到遥远的陌生人，动机孱弱问题需要重视。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原则本身对人动机的要求程度，也与哲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有关。努斯鲍姆反对过于抽象说理、繁琐的程序主义以及分析政治学哲学常用的反事实思想实验，转而认为除了一般性的说理论证之外，还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听众和读者提供有关他人具体处境的生动图景，进而激发道德情感和行动。全书向人们穿插展示两个努力活得欣欣向荣的印度女人瓦桑蒂和贾亚玛的故事，她们在生活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能动与受限之间的复杂性令人深思，并把读者从体验和情感上引向努斯鲍姆想要得出的最基本的道德结论：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应致力于培育和保障人类基本能力，使得人能够介入、参与和完成各种有价值的活动、关系、目标和计划，如此才算是过着一种配得上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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