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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16日 星期三

    “家集”之中见人生

    王芊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16日   11 版)

        《嘈嘈切切错杂弹》,莫砺锋、陶友红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56.00元

        如果说老师莫砺锋的学术著作是对学问的“言传”,那么这本家集传达出的,则是关于人生的“身教”。

        《嘈嘈切切错杂弹》是老师莫砺锋和师母陶友红的合著文集,其中还间杂师姐莫杞的“少作”。此书出版时,适值我受业门下。一天下午,老师交与我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里面按照时间先后整整齐齐地装着师母在《扬子晚报》发表的旧文,嘱我录入电脑,并不忘笑着提醒:“这些可都是‘孤本’,弄丢了就没有了!”师母的这些文章后来与老师的散文,以及老师旅美、韩、台期间的家书一同收入了这本“家集”。

        作为弟子,老师与师母在我眼中是“尊严而惮”的师长,平日里端严谨重、静穆少言。在授学、谈话时,老师总是单刀直入,点到为止,偶尔开起独到的“莫氏幽默”式玩笑,也神色不动。师母蔼如可亲,言谈爽朗干脆,同样“吉人之辞寡”,每逢我们去老师家中开读书会,师母总是出来打声招呼,便去屋内回避,间歇时端来茶点给每人分食,又兀自离开,大概是担心我们紧张拘束。然而这本文集中的他们,与我平日印象里反差颇大。

        第一辑“大弦嘈嘈”收录了老师数十年来怀人忆往、记事抒感、学术笔札、访古游记等多种类型的散文。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发表,但是通过“家集”这样一种形式结集在一起,就好比从单声部变成多音部,平添了许多立体丰富的意趣。《羌村行》记其与师母访鄜州少陵故居,在羌村的夕阳下恍惚间穿越回《北征》诗的情境。《初谒稼轩墓》记其借开会之机赶赴稼轩墓园,在稼轩像前与辛公饱含深情地对话。这些游记、随笔与老师以严谨平实著称的学术论文相比,想象浪漫,情感炽烈,凸显出学者的一片诗心与性情。《硅谷窥园记》写其与师母赴美探亲在后园“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趣事,《暗香浮动月黄昏》记二人访明孝陵腊梅的雅兴,《访戴不遇记》叙与弟子在岭南“擅闯私宅”之行。他在这些日常记事中收起了师者的严肃面庞,仅仅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翁,将丰富细腻的内心款款道来。

        第二辑“小弦切切”中的师母散文,同样情真意切、妙趣横生。这些记忆碎片贯穿其从少年到老年的各个人生阶段,也留下了半世纪以来新中国的不同时代印记。《国庆忆游行》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她亲身参与的两次国庆游行,《曾经的山芋》记下乡插队全村人一齐吃山芋的情景,《黑夜旧事》回忆作民办教师时买电池的曲折。这些记事往往是由平凡的生活小物勾起怀想,牵扯出记忆深处的往事,字里行间流露着感时之叹。几篇写人作品亦刻画入微,《怀念金磊》念好友金磊在师母被抄家时挺身而出、不离不弃的深情,《“及时雨”玛琳》记老师出国访学时几番周人之急的联络人玛琳。《香港看赛马》《台湾恒春自由行》《在美国吃外国馆子》《美国校车很拉风》等游记着眼独特,趣味盎然,这些出游经历多与老师重合,而二人写作的选题、取材不甚相同,既有互补,又枝叶相连。

        第三辑“错杂弹”中老师旅美、韩、台期间与师母、师姐的往还家书,是此书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这些书信首次付梓面世,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在家庭相处中的“私语”。这三段访学时期横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及新世纪,恰好覆盖他们从新婚到爱女长成、事业成熟的中年时光,书信内容遍及异域见闻、事业进展、子女教育、双亲赡养、家庭经营等各个层面。整书读毕,顿觉三辑所见,并非简单叠加的合集,实是相互交融、共塑而成的立体人生。

        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定位,与老师此前的著作都有所不同,这本书中的老师与师母,是在学术著作中读不到的、在平常的师生相处中也很难看到的一面。如果说老师的学术著作是对学问的“言传”,那么这本家集传达出的,则是关于人生的“身教”。

        如今,距离此书出版已经两年过去了。这两年中,我博士毕业,步入工作岗位,身份与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工作原因,与先生两地分居,聚少离多。时事纷纭,身如飘萍,每当我独自身处异乡,陷入“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思念,或是面对接踵而来的家庭、事业难题束手无策时,总会不禁想,那时远隔重洋的老师与师母,是否也曾有过相似的烦恼?值此之际,再次翻开此书,方由衷体会到他们的两种“不言之教”。

        一是爱的经营与维系。在老师旅美期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尚未普及,只在单位中配备。异国相隔的他们,通一次电话要提前月余传书约定才能实现。因此,书信是他们互通消息的主要方式。这样的情况到老师旅韩、台期间的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有所好转,那时家中已安装电话,后来又兴起电子邮件,然而他们依然保留着在“前信息时代”形成的书写习惯,定期通过长篇书信来分享生活、倾诉思念。原来,书信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维系感情、经营家庭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书信中毫不掩饰地表达想念:“我就是想你,古人云‘千里共婵娟’,可我们连这点都无法实现,我这里‘池月渐东上’,你那里‘初日照高林’,我们离得实在太远了,再想你念你,也只能是想你念你而已,无奈得使人发狠。”(《致莫砺锋之七》,1987年1月9日)也在不可自拔的思念漩涡中,理性提醒对方树立自我的独立人格:“你怎么能那么苦闷、压抑?你当年的‘英风豪气’都到哪儿去了?难道女人就只是男人的附庸而没有她独立的价值吗?”(《致陶友红之十三》,1987年2月15日)他们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分享琐细的生活经验:“到市场买肉,先要巡视一周,挑选一处质量最好的,凡有白色筋或颗粒的千万别买,看准了先问价,再按你所需量的70%叫他砍。”(《致陶友红莫杞之五》1996年11月4日)从中亦可看出,菜场经验如此娴熟的老师,平日断是家务劳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更经常通过书信商讨女儿教育、赡养老人等家庭事务。这厚厚三叠的“恋人絮语”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出于爱,而对彼此最大限度的耐心与坦诚,以及对家庭不遗余力的投入与维护。

        很多人从这些家书中读出了“史料”的意味。诚然,信中对异国风情、日常起居、衣食冷暖乃至油盐物价的细致记录,确实具史料价值,但是在书信写作之初,这些记录恐怕并未被赋予“诗史”的责任,也未有公开于世的意图,它们唯一的书写对象,就是爱人、家人。当这些“私语”经由出版变成“公言”,从而产生了超越个体的时代价值时,正是“爱”所带来的附加值。

        二是朴实而坚定的人生态度。老师与师母都是“77级”大学生,老师还是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作为十年动荡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77级”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传奇性。他们在年少时期经历时代风暴,废学十年,重新高考,个中甘苦非当今青年所能想象。老师在“77级”中还有一个特殊点,他是1966届高中生,即高考废除那一年,他恰逢高三。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培养了热忱的大学理想,却在人生拐点突逢变局,他对时代与命运的体会,深刻、透彻。他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浮生琐忆》中,记录了自己十年知青生涯里躬耕陇亩、痛失至亲的经历。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与惨痛遭际中,他依然不辍学业,想尽一切办法自学、读书。正是这超乎寻常的坚韧与毅力,使他在改革开放后接连抓住升学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每有新书出版,都会照例为每位弟子签赠,然而这本书,想必在每位莫门弟子的书架上,都是最为特别的签赠本。其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是由老师与师母两位作者联合签赠,更在于其题上款所书,是弟子及其爱人两位受赠对象。拿到书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是老师在学问之外,与师母一同赠与我们的另一份人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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