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财政部长的一代传奇

    他没有大额存款，因多半薪水帮助了别人，一辈子留给儿孙的仅有三万元积蓄。他留下遗嘱，说早年立志做“一生无产者”，从没想过购置私产留后代，让后人把分配给他的两处住房交还给了国家，他是吴波，他的心中有一座丰碑。

    大酱坊胡同20号的故事

    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看上去是一座极为普通的四合院。在北京老百姓眼里，这是一座很破旧的院落，年久失修，两边厢房的房柱都已经倾斜，小院和房间的砖瓦已经破损，每逢下雨天就会漏雨。吴老就在这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分给他的院子里住了四十二年。

    他的离休生活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吴波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财政处长。北平解放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升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曾给他安排过几处较大的院子，但他说自己家中人少，就挑选了这个汽车出入不便的小院，还安排秘书、司机和财政部一个普通干部三家为邻共住，后来秘书和干部怕吴老亲友来往不便，影响领导休息，主动搬走了，只留下司机一家。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严重影响，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几道大缝，成了危房，一时修不了，唐山的余震还在频繁出现，也波及北京，有震动时，墙缝的土渣往下掉，震动再强一点，墙就可能会倒塌。为防震，吴波和老伴请财政部同志帮忙在床上搭了个架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波恢复了部长职务。有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对吴老家人说，准备对这处危房进行维修，随后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也都运来了。吴波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维修。他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工农业生产还没有走上正轨，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难，我这房子还能住，修缮是大可不必的，只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我们都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啊！”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更危险了。修理这房子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且修房子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吴老还是说国家困难，能节省点就节省点，先不修吧。就这样，一个要修，一个不让修，意见不能统一，修缮房子的材料在那里堆放了好长时间。后来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凡是去过吴老家的人，有种感慨、感动会在心头长久涌动。吴老曾经的秘书回忆初次走进吴老家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去吴老家时，是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进去的，到了吴老家一看，他家的生活条件与平时自己想象中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完全不一样。房屋破旧，家具破旧，连墙面和天花板的墙皮都在脱落。吴老家以前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给他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多次发生过墙皮脱落掉进饭碗的事。

    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吴老都不同意。好几届财政部领导去看望他时，也劝他，可哪怕是提出来只给房子粉刷一下，也都遭到他的拒绝。吴老总是说：“我离休了，已经不工作了，只能吃国家的闲饭，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房子太老有危险，可吴老怕花公家的钱，执意不让修，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负责管理房子的人时常犯愁。直到1993年，看吴老年龄越来越大，工作人员实在怕他摔倒，就想了个主意，先做通吴老夫人邸力的工作，再通过她，用“骗”的方式让吴老外出待了两天，利用这两天时间才给他的房子粉刷了一遍。事后吴老明白了大家在“骗”他，还批评秘书，说不该替他做主。

    吴老92岁后，行动明显迟缓得厉害，住平房上厕所、洗澡很不方便。这时，北京万寿路财政部的宿舍已修好，财政部领导关心吴老，安排他搬到楼房去住，他有点犹豫。他说，财政部机关没房子的新干部不少，平房虽然条件差点，但可以住下去，再加上自己年龄大了，就不搬了吧。财政部有关部门领导去看望他，劝他搬家，并说，新建的房子等部里简单装修一下就可以搬了。吴老说：“你们抬轿子，莫让我犯错误啊。”他回忆当年刚进城时分给他的住房后墙裂了，墙皮也脱落了，部里给修补修补，粉刷了一下，他还做了自我检讨，几十年里一直引以为戒，深自警惕，真是“其责己也重以周”啊！

    从平房搬到万寿路楼房时，吴老反复叮咛秘书，房子不能超标，家具也不能让公家配，所有的费用必须从他工资里出，不准花公家的钱。

    心中有座丰碑

    吴老对权力、钱财和待遇的超然、淡泊，已经到了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步。他为什么对几十块钱的预算“小气”得斤斤计较，为什么不愿坐豪华专车而长期坐低档车，为什么不把儿子安排到北京而支持他们到甘肃和北大荒落户，为什么刚在财政部长位子上任职不到一年就让贤，为什么不让把破旧的住房维修得舒适漂亮一点，为什么把自己的住房不留给子女而交给国家，为什么去世后成了没有存款的无产者，为什么不计较“文革”带来的伤痛而要把国家给他的补助金全部上缴党费，为什么自己生活清苦而拿出工资来帮助贫困的人……

    这是因为，吴波一直把周恩来总理和陈云等革命老同志作为自己为人做事的楷模。有人说，吴老如此超然、淡泊，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对子女严格到无情的程度，是因为他有崇高的追求，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他也是周总理那样具有崇高人生理想的人。周总理的精神追求和内心情怀，正是吴老追求的人生之路和思想境界，因而周总理就成了吴老的人生榜样。在吴老的家里，常年挂着周总理的画像，这是因为他们一家人把周总理当作最亲近的人。

    周总理对吴波的影响是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波在财政部工作，与周总理频繁接触，周总理的高尚人格、无私无畏和严谨细致的精神风格，深深感染着吴老。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说过一段话，对吴波产生巨大震动：“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和会场内的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的手上……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

    周总理严格要求侄女侄子，吴波也严格管束孩子们。吴波鼓励几个儿子到边远地区工作生活，他也拒绝好心人对他的子女的关照，要求儿子们安心在边疆和农场工作。

    工作中，吴波也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许多。

    有一件事让吴波刻骨铭心，让他回味许久，也成了他的工作标准。

    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家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急促的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吴波，他迅速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总理办公室值班员的声音：“总理请您马上过来一趟。”

    20分钟后，吴波匆匆赶到周总理办公室。此时周总理还在伏案阅读文件，听到吴波进来，一面示意吴波坐下，一面把手中的文件递了过去，和蔼地问：“这份文件你看得懂吗？”

    吴波接过文件一看，是头一天上午财政部刚刚送交国务院领导审阅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正是由他组织起草并亲自修改过的。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吴波抬起头，用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总理。

    “同志，”总理走近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份文件是要给广大群众看的，可报告里面用词这么专业，老百姓看得懂吗？”

    此时吴波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总理连夜请他过来的用意。周总理把文件一字一句做了修改后，交给吴波，缓慢而严肃地对吴波说：“你们再看一下，修改好，尽快给我。”

    吴波起身向周总理道别，拿起文件，快步走出了周总理办公室。

    清晨，红日刚刚升起，经财政部党组修改过的这份文件，已端端正正放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听过这个故事的同志心里明白，吴老念念不忘这件事情，在很多场合讲给财政部同志听，他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及同事们，财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只有把广大群众放在心里，让广大群众了解并理解这个事业、支持这个事业，才能保证财政工作的健康发展。

    中国财政杂志社的刘凤桐深情地说，他对吴老的亲见、亲听、亲感的事，是从1977年年初参与给张劲夫部长写纪念周总理讲话稿开始的。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财政部将召开一次纪念大会表达悼念之情。起草张部长讲话稿的任务落到财政部办公室资料处，领导把任务交给了他。为完成任务，除收集文件材料外，他还准备拜访与周总理工作联系较多的吴老。

    一天，财政部老付带他来到西四大酱坊胡同吴老的家。当时吴老身体不好，面色发黄，背西面东平静地坐在旧沙发里。

    那天，吴老谈周总理，谈了很多。吴老说，总理精力惊人，为党和国家日理万机，有时已是下半夜一两点了，总理还在忙碌着，自己已经入睡，还常常接到总理的电话查问情况。

    周总理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有好几个秘书轮流值班，都觉得很忙很累。周总理对秘书要求很严格，也很关心。夜里，周总理常常叫值班秘书回自己办公室休息。秘书不好意思，说：“您一个人忙不就更累？”周总理总是和蔼地说：“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老得等着我，因此我不累你们累。先回去，有事再叫你。”秘书们在总理身边虽然工作很忙，但心情都很愉快。

    周总理很关心很爱护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作风上却十分严格。有一次组织部给总理办公室派来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向北京市有关单位打电话要了两张戏票，总理知道后，第二天就把他退了回去。

    周总理很关心支持财政工作，常常为财政主持公道、排忧解难。吴老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时说，当时经济凋敝、百业待兴，财政很困难，各方面都很需要钱，财政压力大。有时开各大区书记会，叫他到会，各方面都要求给钱帮助解决问题，可财政部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左右为难，常常是周总理出面调解。

    让刘凤桐记忆最深的，是吴老回忆周总理的高超领导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急需财力，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税收多组织些财政收入。财政部考虑征收娱乐税。这个税该不该征，不同方面有不同反映，一时举棋不定。一天，周总理得知浙江一个小剧团在北京演出越剧，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两张票，让秘书送给吴波，转告吴波要他晚上去看看剧团的演出，并嘱咐吴波和剧团同志谈谈，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这件事使吴波很感慨，他征求了剧团同志的意见，对征收娱乐税心里有了底，从而妥善处理了剧团的问题。事后吴波在财政部常常讲这件事，激励自己也告诫财政部的同志，要学习总理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灵活的工作方法。

    房子和两份遗嘱

    吴老晚年分配到万寿路两个单元的住房，可以用优惠价格购买，可他却不买。吴老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他参加革命时的这个初衷，经过了世事沧桑、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到了晚年，他对这个初衷的实现，越发迫切了。

    他知道，自己追求做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度不是来自他，也不是来自老伴，而是来自儿子们、孙子们。他有四个儿子，十多个孙子（女）。除三子吴威立在北京身边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在外地。儿孙们对他的私产都有继承权。他没有存款，工资都用在了生活上或慷慨地接济了贫困的人，身后留下的只有两套房子。吴老决意身后把两套房子交还给国家，而他也要征求几个儿子的意见。他希望所有的儿子都赞成他的做法。大儿子去世了，他让其他三个儿子发表意见。两个儿子赞成父亲的意愿，有一个明确提出，父亲的房子属于私产，不能交公，留给外地的儿孙们回北京住。吴老坚决不同意。吴老与“有想法”的儿子耐心沟通，最后得到了他的理解，表示尊重父亲的意愿。

    那怎么做到他和老伴去世后把两套房子交还给财政部呢？吴波想到了立遗嘱。2000年，吴波病重住院，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有点着急立遗嘱的事了。出院后的一天，吴波让三子吴威立和秘书王沈京等张罗立遗嘱的事。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还请了立嘱见证人。吴老提出，他去世后房子交回财政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他口述，让吴威立记录，留下了交房遗嘱，并把这份遗嘱送交财政部。

    房子交公遗嘱（1）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套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保留。

    立遗嘱人：吴波

    见证人：王沈京、梁志义家  属：吴本宁、裘企阳吴威立、吴本立

    2000年10月9日

    这份落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和儿子的代签人签名画押，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吴老似乎放心了。两年多后，吴老年事已高，多病，经常住院，他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又放心不下了，同时他感到还有一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领导交代一下。他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

    房子交公遗嘱（2）怀诚同志：

    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

    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我指定我的三子吴威立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由他负责同财政部联系。

    顺致问候。

    吴波（章）2003年1月26日

    这天早上，项怀诚部长上班很早。秘书从大堆呈报件里看到了吴老的遗嘱。他连看几遍，感到遗嘱虽短，但分量很重，他被吴老一生追求无私、死后实现无产的高尚风格深深感动。他当即把吴老的遗嘱呈送给了项怀诚部长。他对项怀诚部长说：“这是吴波老部长写给您的遗嘱，看了让人感动掉泪！”

    项怀诚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看起了吴老的遗嘱。项怀诚与吴老共事很长时间，是吴老的老部下，对吴老由衷地敬佩。吴老在位时，从没对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离休后也从没对组织提任何要求，他多么希望吴老给他写的这张纸的文字是要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项怀诚每年都去看望吴老几次，他的生活太俭朴，需要改善，但他从来不同意。面对吴老的遗嘱，项怀诚部长心里一股情感直往上涌。他看了这份遗嘱许久，是感动，也是在思索……他说，吴老真是了不起啊！他在遗嘱上批写道：

    请党组同志传阅并存人事司。（2003年）1月28日

    这第二份遗嘱和第一份遗嘱一样，同样在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引起了赞叹。党组成员钦佩吴老的高尚品格，对吴老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老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2005年2月20日，吴老平静地走完了九十九年人生。2月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随着火化炉缕缕青烟升起，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且在坎坷中执着追求高尚境界的人，永远驾鹤西去了。办完父亲丧事的吴波家人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大家都明白，要让吴老没有牵挂地安息，只有把他的遗嘱不折不扣地尽快办好。就在那个下午，吴威立趁家人比较齐，召集兄弟、侄儿，也请了吴老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研究办好父亲遗嘱的事。经过大家商议，全体同意执行父亲的遗嘱，并对执行遗嘱中的具体事宜做了规定和要求，形成了一份《家庭会议纪要》，打印人手一份，各自照此落实。

    吴老走后，有人对吴威立说：“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两套房要出售，至少能卖近千万。”面对这样的大利，吴威立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动心。依照父亲的遗愿，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实现了父亲交代的，走后房子交还国家，成为“一个无产者”的愿望。

    （本文摘自《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宁新路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