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时代

    《我的北大老师们》一书作者王景琳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把近年所写关于北大老师的回忆文章结集成册，邀我作序，理由是“我的老师也是你的老师”，让我无可推脱。并且，就同班同学而言，景琳兄也算是我在学期间交往最多的男生，确实有话可说。

    话说当年，我是以第二批录取的走读生身份进入北大，错过了与全班同学相互介绍认识的机缘。加以从小学以来沿袭已久的男女生之间的界隔，让我与本班男生也少有往来。以致在感情最袒露的毕业留言中，不只一位男同学提到，大学四年，不记得和我直接交谈过。这其中，景琳兄应是极少数的例外，尽管我们真正熟识起来，也还要到研究生阶段。

    大学期间，我第一次对景琳兄留下深刻印象，乃是在三年级第一学期陈贻焮先生开设的“三李研究”选修课上。当时课程刚刚过半，景琳兄即率先呈交了题为《李白从璘辨》的论文。有着“赤子之心”的陈先生批阅后，立刻热情洋溢地在课堂上大力夸赞，景琳兄由此脱颖而出，成为我班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秀。还记得陈先生对景琳兄大作的评说，除了肯定其好学深思，善于发现问题和组织材料，更指点了论文作法。景琳兄的初稿应是将最关键的史料尽先端出，然后再从头说起。陈先生认为，这条材料应当留在最后，经过百转千回，曲折道来，最后一锤定音，文章才好看。这一教导对我的论文写作也很有启发，所以至今不忘。

    与景琳兄更多的交集在读研究生之后。特别是1983年夏，按照当时的研究生实习规定，景琳兄的导师褚斌杰先生要带领弟子南下进行学术考察，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因年迈体弱，不宜出门，便将我托付给褚先生，因此得与景琳兄以及后来做过深圳大学校长的章必功兄同行。王、章二兄跟随褚先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我则在近代段。我于是笑称，正是有赖我的加入，本来到了曲阜，拜过孔庙就该折返的二人，才可以延长旅程至江南。必功兄走到南京，已是归乡情切，直接回了铜陵。剩下我和景琳兄，一路跟着褚先生，经上海，到绍兴，从杭州返京。十来天相处，可以想见，说的话足够多。

    和我不同，景琳兄性格比较外向。沿途交谈留给我的感觉是，他对自己的学术前途有明确的规划与充足的自信。其实，早在大学本科时期，景琳兄已抱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志向，选课亦自觉有所偏重。因此，读研对他正是必由之路，录取后选择专业方向时，景琳兄也顺当地进入了先秦两汉文学段，在自己感兴趣且有所积累的领域里继续深耕。这些是我早就知道的。

    而我此前不了解的是，景琳兄原来与任课的多位老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是读此书稿的一大发现。77级、78级的学生求知若渴是出了名的，课间休息时，授课老师被提问的学生包围，是教室里常见的一道风景。我虽不在此列，但也知道，大多数提问者也就到此为止，不会再登堂入室。而景琳兄不然，他与本书中写到的多位老师显然有更频繁的接触。

    比如彭兰教授，早就听说她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由闻先生主持，与日后同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哲学家张世英结为伉俪，颇具传奇色彩。和景琳兄相同，我也慕名选修了彭先生讲授的“高岑诗研究”，却连期末上交的读书报告写了什么也已想不起来。景琳兄则不仅在课堂上与彭先生有深入讨论，而且多次登门求教，甚至毕业论文的重大修改也是听取了彭先生的意见。我对彭兰先生最后的记忆是，她来参加我们班的毕业合影，因下雪路滑，跌倒摔伤，让我们一直很内疚。现在才知道，原来当时因景琳兄常出入其门，班长特意委派他接送，而彭先生性急，提早出门，方有此闪失。

    自然，从专业角度说，景琳兄最熟悉的还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如吴组缃、林庚、吴小如、陈贻焮、褚斌杰、周先慎诸先生，在本书中都有精彩、生动的记述。其他如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孙玉石、乐黛云、袁良骏，以及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谢冕教授，景琳兄也因修课之故，对其学问、风采有所体认。最让我意外的是，除了文学专业的老师，像古文献专业的阴法鲁教授，汉语专业的曹先擢教授，我在校读书时完全未听过课，景琳兄却与之多有过从。不但亲承音旨，他与阴先生还一度比邻而居，拥有了更多日常的交会。所修曹老师开设的“《说文解字》”课，竟然也是专为他与必功兄开的小灶。如此转益多师，深入堂奥，景琳兄治学精进、日后著述丰赡亦在意料中。

    值得称道的是，景琳兄叙写师恩并不满足于散碎的回忆，由课堂内外的受学出发，他还进一步查找资料，阅读代表作，在每篇文字中，尽力展现诸位师长的学术历程，引导读者一窥其研究格局。例如，从何九盈先生为我们上“古代汉语”课以及课外的系列讲座说起，牵引出其关于全球化时代汉语与汉字文化意义的著述；记阴法鲁先生一文，以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常识”课的“概论”开篇，依次述及阴先生在《诗经》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尤其是参与破译宋代词人姜夔的十四首自度曲方面的成就；开讲《说文解字》的曹先擢先生乃是一位善于做“小学问”的大学者，因1970年代参加修订《新华字典》，从而与辞典学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从北大调往国家语委。诸如此类，由其人及其学，景琳兄逐一娓娓道来，使这册小书拥有了厚重的分量。

    而从本书的首尾两篇，可知景琳兄进入中文系，原本抱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尽管后来转向学者之途，早年的文学感觉却并未磨损。这使他在忆述诸师长的学问时，也能体贴入微地摹写出其人性情。如林庚先生的诗人气质，阴法鲁先生的善体人意，谢冕先生的活力四射，孙玉石先生的坦诚谦逊，以及褚斌杰先生在“开朗大度、与世无争的背后，隐藏着一颗久经磨难的谨慎之心”，一生不断挑起论战的袁良骏先生，也有一个“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寂寞的灵魂”。凡此，都在景琳兄笔下得到揭示，令人过目不忘。

    景琳兄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工作，1991年更远走加拿大，至今已近三十年。在异域他乡，景琳兄始终不忘北大出身，无负师长教诲。改以汉语教学为主业后，立成享誉一方的名师；课余尚勤勉治学，与夫人徐匋合著的《庄子的世界》，出版后亦大获好评。撰写此书，在景琳兄是感恩教泽绵长，我辈从旁观看，又感动于其间充盈的至情。

    何况，阅读景琳兄大作，对于我更是一次温暖的回顾之旅——年轻时的读书生活，师长们的音容笑貌，同学间的朝夕相处，不时浮现眼前。那是一份永难忘怀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