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缘何称“湖北为中国文化枢纽”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晚年淡出政坛，潜心学术，又古道热肠，频繁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刮起了阵阵旋风。1922年秋，应著名教育家陈时之邀，他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时，纵论“湖北为中国文化枢纽”，震聋发聩，当年的《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载。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梁启超的出版物，不是对此次演讲语焉不详，疏于记载，就是叙介此次演讲过程出现了瑕疵。今番试梳理之。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作为投身武昌首义的辛亥志士陈时（叔澄，1891-1953），民国肇始，他践行孙中山“学问为立国之本”的思想，致力于教育兴国，倾其家产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1922年，陈时诚邀旧雨梁启超及教育家黄炎培、太虚法师等诸多名师，齐聚“中华大学暑期讲习会”（简称“暑期学校”或“暑校”）讲学，声噪华夏。

    本来，陈时亦力邀蔡元培、章太炎、胡适诸君赴暑校讲学，因湖北省长“夺印”风波而未果。那是1922年7月6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摧残自治”的刘承恩之湖北省长职，委任曾在武昌首义时促成清廷海军反正的汤芗铭（铸新）接任。哪知，湖北督军萧耀南在“后台老板”曹锟、吴佩孚的支持下，纠集一帮人不是卧轨阻止汤芗铭乘火车南下，就是在汉口码头武力抵制汤氏上岸赴任，还“抢印自兼”省长并召集各公团联席会议“推选”之。一时间，京沪津等地报刊纷纷连续报导“夺印”风波。疾恶如仇的章太炎公开在报刊宣示“危邦不入”，蔡元培、胡适也相继取消了暑校讲演。

    8月29日深夜12时，梁任公风尘仆仆乘船抵达汉口，下榻于俄租界玛林街的汉口六国饭店，陈时特派员负责接待。30日下午五时，陈时在武昌设宴为梁任公一行洗尘。晚上七时许，在湖北省教育厅长宗彝与陈时校长的陪同下，梁任公来到中华大学北首的大操场讲演。因为武汉是全国著名的火炉城，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里，武汉三镇市民夏夜大都选择在室外乘凉，而且秋后晚上天气转凉，凉风习习听讲，也颇有意味。且操场大、容纳听众多，故而安排于此开讲。果然，梁氏来校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场听众达2700人之众。

    梁任公讲演，纵横捭阖，首先阐发了湖北在中国文化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他讲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二元耦合。黄河与长江文化分别代表着北方与南方文化，北方刚健笃实，南方优美活泼。最具代表者，在北方有河南与山东，在南方有湖北与江苏。但江苏是后起的，湖北居长江中心，完全是自己产生的，江苏不过受湖北的影响罢了。他进一步指出：“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如山东、河南，只能代表北方文化，不能传播南方文化于北方。湖北则容纳黄河文化，而传播于长江一带。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沟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调和。在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供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梁启超在武大暑校讲演纪》，《申报》1922年9月5日、6日。下引亦同。）

    梁任公引经据典，重点介绍了历史上商周、春秋楚国与三国六朝的三个时代，二千余年从湖北走出了老庄、屈原、徐行、诸葛亮、道安等杰出人物。尽管老庄籍贯甚费思考，有湖北、河南与安徽诸说，而老庄的学说发源地，委实在楚国。像老庄这种哲学思想，不独在中国最有价值，即在世界也很有价值。屈原乃荆楚大地走出的中国文学鼻祖。“不独在过去的文学界推他为第一”，如收入《史记》之《屈原贾生列传》，“就是在现时数一数二，也恐怕无人胜过他”。而楚人徐行的史学十分新奇。至于诸葛亮（孔明），则以文学家而兼长政治经济之学。还有襄阳人道安，为翻译、研习与宣讲佛学之开山。十六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苻坚曾说，攻下襄阳不足为道，而得了一位道安胜过千军万马。

    梁任公还如数家珍地列举古籍中的数据，说明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湖北始终保持均衡发展。唐朝以前，湖北的文化巨匠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唐朝以后，也常常占在水平线之上。二十四史上有列传者，查其籍贯，山东、河南、直隶、陕西等黄河流域几省，在唐以前常占多数，在东汉时，河南一省竟高达百分之四十；但唯独湖北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五的常态。宋元以后，山东、河南，有时并占不住百分之五，而湖北仍然如故。奠定了湖北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除讲述湖北的辉煌历史外，梁任公还直面现实。明确指出，自戊戌变法以来，湖北在物质方面，比以前大有改善；在精神层面，则每况愈下。1920年前后不及张之洞（文襄）推行新政的时代，张之洞时代又不及武昌首义时段的辛亥时代。“湖北现在正是知识饥饿、精神饥饿的时代”。这里所说的“精神饥饿”，可谓一针见血。意指北洋军阀王占元的“鲁人治鄂”，造成湖北乱象丛生，导致湖北上下掀起了“驱王运动”；当然，也暗讽当下萧耀南之“夺印风波”。

    同时，梁任公分析了湖北文化长期处于中流地位的原因。从地理因素看，“湖北居东西南北之中，风流所及，靡不受其摧残，虽有坚固之文化原质，究不能一跃而为中国文化之超等地位”。而民国以来，湖北“或受诸有力之压迫或为利禄所引诱”，故“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他为此而深感遗憾和痛心。另一方面，历史赋予湖北两大不可推卸之责任：第一，湖北为缔造民国的“首义之区”，负有与时俱进，永久保持之责任；第二，湖北系“九省通衢”，绾毂南北，东西要冲，文化上也应负调融之责任。如果湖北完成这两大历史责任，“则将来之湖北之文化必跻于最高尚之地位”。

    演讲接近尾声，梁任公对湖北人近来所受痛苦，掬一捧同情之泪；对湖北人将来所负的责任，致以诚恳的期望：一方面抵抗摧残人格的人，一方面不做有损人格的事。冀湖北人既要回望原来的地位，又要念念近来的困难，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人格，一方面振起自己的精神，勇往直前，何事不可为！“我期望于湖北人者甚厚，十年迟迟不进化的原因，我往湖北人自知之子图之，毋落人后，毋枉自尊，勉励前进，非独湖北人自己之幸，中国前途受赐实多矣”。进而，他提醒国人：不仅湖北如此，全中国也应这样。

    梁启超在中华大学讲学，一周内夜以继日，其主题包括文化史、国文国史研究法、青年与女权等，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最具影响的首场演讲及主题《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其将来之责任》，上海《申报》、汉口《国民新报》、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纷纷跟踪报道或连载全文。可谓一时风气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