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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09日 星期三

    三星堆新出青铜顶尊人像告诉我们什么?

    麦笛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09日   17 版)

        图1:青铜顶尊人像(图据“央视新闻”)

        图2:出土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左);出土于三星堆1号器物坑的龙虎尊(右)

        图3:三星堆2号器物坑所出铜持璋小人像(图据《三星堆祭祀坑》)

        图4:三星堆2号器物坑所出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图据《三星堆祭祀坑》)

        图5: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左);三星堆遗址1号器物坑出土的玉牙璋(中);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右)

        5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三星堆全球文化推介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举行。在推介会上,一件青铜顶尊人像显露真容,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该青铜顶尊人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3号器物坑,通体高1.15米,表现的是一人跪坐,作“拱手”状,脑袋上顶着一件青铜尊,青铜尊已经残破。鉴于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存在一定的偏差,容易造成误解,本文试结合此前的材料,对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尊及其礼仪功能略作解读。(图1)

        一、三星堆的青铜尊

        是酒器么?

        说起青铜尊,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铸刻有“宅兹中国”的西周早期重器——何尊,便是一件青铜尊。一般认为,尊是酒器。这种青铜容器的最早出现,是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商文化,其时代不早于距今3540年)时期,在殷墟文化时期(晚期商文化,其时代不早于距今3300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青铜尊,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多件青铜罍。青铜罍的最早出现,也是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具体来说,青铜尊和青铜罍都最初出现在二里岗上层时期,亦即二里岗文化的晚期。从器形和纹饰的演变序列看,三星堆器物坑所出青铜尊和青铜罍,其祖型都要追溯到二里岗上层时期和殷墟时期的同类器物。

        三星堆文化(距今3600-3200年)是由四川盆地更早的宝墩文化和鱼凫村文化演变而来的一支青铜文化。它既有自成特色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和青铜神像,也有直接从中原地区移植而来的青铜容器(主要是青铜尊和青铜罍)。我们知道,自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3500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便形成了以青铜容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系统。耐人寻味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先民吸收了商文化的青铜尊和青铜罍,而并未采用鼎、斝、爵、觚等礼仪功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为典型的器形。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南方地区,就不难知道,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尊和青铜罍是商代中晚期南方青铜器的重要一环(参见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三星堆所出青铜尊和青铜罍的器形和纹饰,更接近长江中游地区及淮河流域的同类器物,而并非直接源自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图2)

        商代中晚期的南方青铜器受到北方商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同时又产生了自身的地方特色,突出体现在纹饰上。与此同时,其具体的礼仪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三星堆遗址目前出土的青铜尊和青铜罍看,它们所盛的是玉石器、海贝、象牙珠等“宝贝”(参见乔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的使用方法》,《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如1号器物坑所出龙虎尊,里头装的是海贝、玉石器残片和铜箔饰件。

        在出土青铜顶尊人像的消息披露之后,有媒体援引了某专家的看法:“这个顶尊跪坐人像也是古蜀国祭祀用的器物,铜人头上的尊一般都是装着酒或者肉。”或许是专家未作详细解释,或许是报道过程中信息出现脱漏,这一表述不够准确,很容易给读者误导,让人以为三星堆的青铜尊也是酒器。

        事实上,三星堆的青铜器是“旧瓶装新酒”,青铜尊的器形虽然来自商文化,但礼仪功能已经实现本土化。附带一提的是,即便是中原地区的青铜鼎、青铜尊等青铜容器,也大多并非生人实用的食器或酒器,而是具有礼仪功能的祭器。

        二、铜人手里握的是什么?

        此次3号器物坑发现的青铜顶尊人像,其造型并非孤例。在1986年的发掘中,2号器物坑曾出土过一个迷你版的青铜顶尊人像,其通高15.6厘米,远小于此次新出土的顶尊人像。(图3)

        3号器物坑新出青铜顶尊人像的姿势有所不同,其头上虽有青铜尊,但双手并未去扶持尊,而是作“拱手”状。实际上,铜人并非真正在“拱手”,而是手握某物,但手握之物已经脱落或遗失。发掘者认为,手握何物尚待有机物的检测,未作进一步推论。但从此前2号器物坑出土的铜持璋小人像看,新出青铜顶尊人像手握玉牙璋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图4)

        所谓玉牙璋,是一种重要的玉礼器,其萌芽于黄河下游,成型于“龙山时代”的石峁文化、新砦文化以及稍后的二里头文化,被一些学者视作夏文化的标志物(或相当于文献中“禹锡玄圭”之“玄圭”)。后来还出现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以及继三星堆而兴的金沙遗址,再往南则影响到香港,以及越南等地。据最新研究,三星堆玉牙璋的制作年代应在殷墟二期(参见冉宏林《试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刀形端刃器的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在商代晚期,玉牙璋在中原地区已经不再流行,三星堆遗址所见玉牙璋实际上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四川盆地的“滞留”。(图5)

        可见,青铜顶尊人像所表现的,正是一个人手握某礼器(很可能是玉牙璋)、头顶青铜尊的形象,该人表情肃穆,正向神祇献上最尊贵的礼器。

        需要指出的是,青铜顶尊人像所表现的形象并非完全写实。头顶青铜尊祭祀,以及手握玉牙璋祭祀,均有据可循。但一个人同时头顶体量较大的青铜尊并且双手握玉牙璋,很难说合乎现实,应是两种不同重要宗教仪式的艺术性拼接。而且,青铜顶尊人像中青铜尊与铜人两部分的比例极不协调,这也是艺术夸张的结果。

        此外,青铜顶尊人像的人脸也与三星堆文化的其他青铜人像相似,眼睛、嘴巴夸张,可以说是三星堆青铜人像的一种“标准脸”,具有模式化、夸张化的特点。一些人试图以这些人像的五官来说明三星堆先民来自西亚或者是欧罗巴人种,实则混淆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三、青铜顶尊人像的意义

        新出青铜顶尊人像以及相关发现的意义在于:

        其一,青铜顶尊人像所见青铜尊,源自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系统,人像疑似手握玉牙璋,玉牙璋也源自中原地区玉礼器系统。这些来自中原地区的器物成为三星堆先民心目中的重器,可见三星堆文化的精神信仰的确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

        其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尊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酒器,而是被用来盛玉石器、海贝、象牙珠等宝物,是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本土化的产物,可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写照;

        其三,包括青铜顶尊人像在内的三星堆青铜人像,是具体仪式的生动再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先民的祭祀仪式,此类器物在中原地区罕见。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三星堆这座宝库必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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