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09日 星期三

    学术出版:如何达成知识整合与学术服务

    袁亚春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09日   06 版)

        袁亚春

        ■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发挥空间、形式也不一样。

        ■要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出版,不仅仅是“搬运工”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农夫山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这句广告很成功,以至于很多人都谦逊地拿“搬运工”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出版业界的一些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

        那么,把“搬运工”用到出版合不合适呢?我认为,并不合适。

        仔细分析农夫山泉那句广告词,重点其实并不是“搬运工”,而是“大自然”,其瞄准的是水消费者对自然、绿色的向往,讲搬运,无非是表明水是纯自然,没有任何人为的加工。

        所以,如果将“搬运工”用来形容当今出版中的某一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那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搬运”的本质是对特定对象实施有目标的物理移动,一般不涉及特定对象内在结构的改变。当然,现代物流业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搬运”的内涵,除了一般意义的运输外,已经有很多包括储存、打包、大件拆分与组装、散件分拣等等环节;但毋庸置疑,对产品基本形态、特性不做任何变更。

        出版,尤其是某些资助类课题成果的出版,存在相对简单的学术“搬运”。它主要就是对所接收的稿件做相对简单的编辑加工。这虽也是一种知识劳动的付出,但其对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的价值提升是不大的,基本局限在学术成果的出版传播或知识产权的标签化或确认方面。

        事实上,学术出版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

        就知识体系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

        但自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5至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这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

        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

        其次是图书馆,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这种存在的主角,无疑就是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比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就是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比如1548年出版的格斯纳的《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经过研究、收集、整理、编写而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和神学、法学、医学“三学科”的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

        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们热衷的“百科全书”,那是为了给大学里的学生提供一种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的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最著名的学者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彼得·伯克在其《知识社会史》里提到,当时有本叫《技术词典》的“百科全书”,居然是由10位出版商联合策划并出版的。

        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天然地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学术出版,知识整合力量之一

        与欧洲相比,中国现当代出版在知识整合、对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自然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的体现。

        数字化学术出版,建立知识关联体系

        比如上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出版,就极大推动了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出版而得以迅速传播。

        当年,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译著的出版,可以说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于甲午战争后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成为主动引入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开端;据笔者所知,1935年王亚南、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是接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躲在杭州宝石山下的大佛寺里翻译而成的。出版社的出版是有计划的行为。

        到了当代,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案例,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

        这一出版工程从1981年开始启动,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选定翻译书单。整套丛书规模达数百种,洋洋大观。可以说,中国学人,无一例外都从这套丛书的阅读中得到系统的学术或知识滋养;各门类学科,无一例外都从这套译著里汲取营养,完善其体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俨然像一所大学,呈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样貌。其翻译出版,对中国学术研究、思想解放和知识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发挥作用的空间、形式也不一样。

        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正式出版,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系统普及的作用更多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博士后培养,以及网上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

        首先,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展开系统的资源调研搜集,图像和文献梳理,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

        其次,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

        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比如,著名艺术史学者方闻、白谦慎、傅申,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很多都成为项目的出版顾问。项目组争取他们为图书所涉画家、流派及其作品风格及画史价值等撰写或审阅文稿。

        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

        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争取做出全球最优,并取得专利。

        第六,在学习强国上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每天详细讲述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普及美术知识。

        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吸引艺术爱好者、学生和民众的关注;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

        对学科发展无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在最齐全搜集、最高清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使得艺术史研究拥有了最齐全最丰富的近距离观察研究对象。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构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立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系统、清晰、完整的知识系统。

        在某种程度上,该“大系”可以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的职能为关注学科,以学科为导向,与学科紧密互动,这已无可置疑。学术出版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事实上也是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

        浙江大学出版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系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研究的出版策划从2010年启动,出版社主导,通过中国改革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学者资源、学术资源与信息资源,从设计课题到研究撰写,从编辑出版到国际合作“走出去”……至今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浙大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整体引进出版该系列的英文版,并延伸出阿拉伯、西班牙等多种语言版本。所以,认为这个系列丛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研究的广度,促进了中国应用性学术的国际传播,亦不为过。该丛书中的《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还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应该是出版最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但传统纸质书籍所能提供的知识,存在“知识块状化”问题,不同书籍之间几乎无有机关联(精心策划设计过的“丛书”可能会有一些关联);同时,由于纸书不可在线搜索,图书的知识呈现也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总之,无法完整呈现不同书籍所蕴含知识之间的各种关联。

        有鉴于此,要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首先,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对书籍内容价值流动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实现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的实现,以及阅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

        其次,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包括: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的轨迹。

        同时,应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內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总而言之,出版的知识服务必须以内容为基础,既要顺应互联网高速、碎片化、交互灵活多样的特征,一方面又必须尊重出版物内容相对稳定、系统的特征。而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知识关联性基础上的信息交互。因此,必须从出版本质和功能的视角,完整构建知识的关联体系。这种关联体系的建立,对学术出版及其衍生的学术服务、知识服务尤其重要。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