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

    过了知天命之年，眼前事记不牢，旧事却很难忘怀，经常会不由自主想起longlongago，真可谓“往事并不如烟”。拿喝酒来说，回溯得越远，就记得越分明。

    第一次知道世间有“酒”，大概始于三四岁开始记事之时。吾乡“三十晚上”（即除夕）的年夜饭，吃得实在太早。与其说是早晚饭，不如说是晚中饭。通常下午两三点开始，四五点结束。饭前照例“供祖宗”，因为我早已经满地跑了，据说样子也还聪明，就被允许随着父亲和哥哥们一道，参与献祭的典礼。只见父亲在地上摆好祭食，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长颈瓶里倒出少许透明液体，注满两个并排放在祭食前的粗糙的陶瓷高脚小杯。我正低着头，鼻孔朝下，忽然一股说不出的香而辣的气味迎面扑来，叫我连打几个喷嚏。父亲不作任何解释，只淡然说：“这是酒。”

    祭祖之后吃年夜饭。一年里难得有大鱼大肉，大人小孩都高兴。饭后看父亲为全村写春联，自家贴春联，挂年画，傍晚穿新衣，放炮竹，上床后想着明天是“正月初一”，还有那象征性的压岁钱，朦胧睡去，诚然做过不少“新年梦”，头脑里却并无一个“酒”字。尽管第一次接触酒，便遭到强烈刺激，但毕竟懵懂，跟献祭时凸显的祖宗观念一样，印象都不深。

    回想起来，那时主要因为“成分高”，过年必须低调。虽然准许用酒祭祖，却不宜大肆饮酒。三四岁的我自然也不知道，“酒”不仅可以祭祖，还可以让人喝。

    不记得那年“三十晚上”父亲和哥哥们有没有喝酒，大概是没喝吧，否则我总会记得那扑面而来的说不出的香而辣的气味。

    从知道酒，到看人喝酒，又过了两三年。也是“三十晚上”，漫天大雪。祭祖，吃年夜饭，贴春联，挂年画，穿新衣，放炮竹，诸事过后，有一段很寂然。那时乡下人少，邻居起码相隔一里地，况且风雪交加，自然还是待在家里的“火箱”上烤火。

    忽然有人大喊：“看，酒疯子来了！”不知发生什么事，应声跑到窗前眺望。那是一条乡间小路，大雪覆盖着，只有蜿蜒向前的路的轮廓。薄暮冥冥中，有一个人影在路上移动。一会儿跌跌撞撞往前冲，一会儿摔倒，在雪地里乱爬，乱滚。速度很慢，差不多进三步，退两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走路”，稀奇而恐惧。这人影还不时发出声音，像是说话，又像是断断续续唱歌或哀哭。村民胆小，有乞丐来还能搭讪几句，施点小钱或粥菜。看见这样的人影，谁都不敢出门，只远远张望。一顿饭工夫，影子“走”远了，这才纷纷发表议论，说不知哪里的人，“三十晚上”还在路上喝得烂醉。

    从此我就知道，酒除了让小孩打喷嚏，还能把人变成“酒疯子”，于是在神秘感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敬畏。那个不知姓名的“酒疯子”的影子，也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20世纪70年代末，物质生活有了些改善，精神气氛也宽松活跃了，逢年过节渐渐就有人吆五喝六地喝起来。“生产队长”甚至不在年节，也时常喝得满脸通红。据说他一直贪杯，即使用油盐炒了小石子当下酒菜，也喝得不亦乐乎。

    但这些我都不甚在意，直到再次看到“酒疯子”。

    这回的“酒疯子”不是别人，乃是我的做泥瓦匠的姐夫。后来知道他也贪杯，只要做门活，主顾有酒，决不拒绝。那次他喝多了，收工后路过我家，摇摇晃晃，但人还清醒。母亲并不怎么埋怨，和父亲商量后，就叫我护送。我八九岁了，知道离姐夫家还有四五个村子的夜路，但明月高照，姐夫又清醒，就毫不犹豫，保证把他送回家。

    重新上路之后，姐夫的酒劲慢慢上来了。开始也是唱歌，唱过，吐过，人就完全软下来，趁势躺卧在地。

    正当初夏，倒也不觉得冷，但看他沉沉睡去，我还是很着急。然而也无计可施，只好在旁边干等。没有手表，不知等到何时。月亮已经下去，四周一片漆黑，他这才慢慢醒来。两人摸黑到家，听姐姐训斥，知道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后来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一听说我是安徽人，往往就举着酒杯扑过来：“安徽人能喝，来，干杯！”我这时就深感形式逻辑的重要。作家王蒙说，只要普及形式逻辑，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对此我也深信不疑。比如“安徽人能喝”这个三段论，大前提就值得商榷。从古到今没有哪家权威部门发布过科学统计，证明“凡安徽人皆能喝”。只能说有一些安徽人能喝，也有一些安徽人不能喝。这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三段论。其一，“有些安徽人能喝，某某属于能喝的安徽人之列，故某某也能喝”。其二，“有些安徽人并不能喝，某某属于并不能喝的安徽人之列，故某某并不能喝”。我很惭愧，恰恰就属于后一种三段论所管辖的范围，若遭遇前一种三段论的捆绑，顿时就感到蒙了不白之冤。

    或许因为有一段不算短暂的无形的禁酒令，又或许因为遗传（比如身体里缺少某种消化酒精的酶），虽然吾乡酒风较盛，但我们父子都不胜酒力，也并不贪杯。就我自己来说，一两杯下肚，就满脸通红，心跳加快，头重脚轻，无论什么美酒都再也难以下咽了。所以我几乎从未醉过，也从未尝到过喝酒的好处。若在外面，感觉只比被迫吸二手烟好受一些。若在家里，大不了喝几口开胃，仅此而已。如果惯以豪饮矜夸的朋友认为我这不仅大煞风景，还值得怜悯，我也无话可说。

    但我怀疑，属于另一种“三段论”的据说很能喝酒的安徽人，其中恐怕也有许多并不真的爱喝酒。我的也是做泥瓦匠的姑父就是一例。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并且看样子也确实“好一口”，简直无酒不欢，而只要有酒，就兴致勃勃，春风满面，妙语连珠。但他每次酒醒，总后悔又喝多了，“头顶芯就像有个铁箍给箍着”。这时若有人打趣说，“您不是挺爱喝的吗？”他必然回答——

    “你们都知道我爱喝酒，可谁知道我为什么爱喝酒啊？！”

    每当我回想起姑父捧着茶杯，满心委屈地提出这个问题时，总觉得他就是既写《饮酒》又写《止酒》的十分矛盾的陶渊明，尽管他压根儿不知道陶渊明是谁。

    和许多人一样，姑父的生命也需要某种东西来充满。酒固然是一种选择，却未必是最佳选择。

    姑父辛苦一辈子，死时才六十几岁。“为什么爱喝酒？”对此他自己没有提供标准答案，亲戚中也无人能够解答。这大概属于文化、哲学甚至宗教的大问题，远远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何况许多地方，就连形式逻辑的空气也还相当稀薄呢。因此我姑父的困惑，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