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风云袖手看”的陈三立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时年四十岁的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在武昌时，写了一首《高观亭春望》诗：“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鳞鳞。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其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陈三立父亲陈宝箴任湖北按察使。张之洞在主政湖广期间，以开风气为己任，大力兴办实业和军事、师范、妇幼等各类新式学堂，张之洞素以风雅著称，故其幕府人才彬蔚，鸣盛华中。张之洞对陈三立颇为礼遇，使陈三立迅速地融入围绕在张之洞周围的人才群体中。高情逸致的陈三立，继在湖湘广交英才之后，凭借武汉三镇这个更大的平台，进一步获交四方魁杰，际会江汉风云。这就是陈三立写《高观亭春望》诗的时代背景。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黄遵宪为办理教案事到武昌，与当地文人颇多往还，结识了陈三立。两人互题诗集，雅相推重。黄遵宪在“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一联侧打双圈（旧时文人表示对别人诗文的看法，着圆点表示重要，打圆圈表示赞赏，打双圈表示极为赞赏）。这说明这首诗当时就已经在与陈三立有联系的文人圈子里小范围传播。

    但这一名联广受热捧却要等到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遭革职以后，且与戊戌变法重要人物梁启超的推举揄扬有关。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梁启超为促进中国诗歌的革新，写了《广诗中八贤歌》，第四贤即陈三立：“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啮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君昔赠余诗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句。”次年《新民丛报》发表梁启超的《广诗中八贤歌》。这样，陈三立“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诗句经梁启超品题公诸于世后，士林传诵。在经历了国难痛之后，人们误以为这是陈三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心境流露，时人后学赞引不绝，成为陈三立一生志节精神的写照。八指头陀《寄义宁公子陈伯严》：“俗子纷纷据要津，怜君寂寞卧松筠。流枯沧海哀时泪，只作神州袖手人。”陈锐《题伯严近集》：“湘社联翩擅妙才，几人酱瓿委尘埃？文章流寓天留汝，袖手神州一酒杯。”俞明震《雨中登楼赠伯严》：“知否匡庐烟雾里，有人袖手看神州。”人们如此频繁地使用“神州袖手人”来描述、形塑陈三立，表明这一徽号恰恰契合了人们对陈三立遭遇人生挫折之后出处姿态的想像。而陈三立并不站出来说破此联写作的具体时间，写作时间的移位倒置，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就了中国诗史上一条掌故，为发生学、阐释学提供了话题实例，也从此引发了对陈三立角色认定的见仁见智。

    关于陈三立“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论争，向来是陈三立研究绕不过的话题，对这句诗的解读，实际反映了对陈三立认识的深度。建国后的近现代文学史在介绍分析清末民初影响甚大的“同光体诗派”和这一诗派的领袖人物陈三立时，基本持否定态度，贴上“落后”“逆流”标签，所举例证即“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以证明陈三立的消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突破了过去以“进步——落后”“积极——消极”划线的观念，认为陈三立实际并未忘怀国事。“来作神州袖手人”是一种“愤极的沉默，恨余的冷眼”。陈三立的“袖手”极似苏东坡的“袖手”，苏东坡因对王安石变法不满，被排挤出朝廷，于是“袖手何妨闲处看”。陈、苏二人的遭际相同，处变的态度也大抵一样，“袖手何妨闲处看”和“来作神州袖手人”都是牢骚激愤语，“袖手”不是逍遥自得，而是无可奈何的痛苦”，诗句背后隐含着无限家国之悲。以陈三立的儒家经世理念和性情心性，“袖手神州”毕竟不像写诗那样轻松。陈三立并没有心如古井，与时政彻底断绝关系。一颗优世伤时的心无论身在何处都难以平静，使他的劫后余生充满矛盾与忧患。

    “袖手”一词在古代汉语、古典文学语境中是个意蕴多重的词汇，有褒义贬义中性义。中性义即一个身体动作，与古人的衣着特点有关，后来引申为一种带有情感评判褒贬抑扬的概念。“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平生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带贬义的名句，而陆游“关河自古无穷事，谁料如今袖手看”的抒发则激动人心。自宋代以降，“袖手”一词被广泛引入诗坛词林，如苏东坡“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刘克庄“江国事稀聊袖手，钧天梦断久灰心”，杨万里“惭愧棹郎能袖手，若非袖手更无功”，李曾伯“多少汗颜君袖手，凭谁举酒问穹旻”，周密“事有难言惟袖手，人无可语且看山”，陈维崧“正霜天袖手，试观其怒，中原赌命，肯受人怜”，康有为“看云愤慨难袖手，被发问天天听否”，梁启超“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郑孝胥“沧海桑田眼中人，袖手沈吟待天意”，陈仁先“在昔高眠动湖海，只今袖手看关河”，张默君“还冀浚渠安禹甸，忍教袖手看神州”，佚名“寄语旁观休袖手，风云变幻正苍茫”。

    为何从宋到民国那么多人喜欢用“袖手”造句，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都曾用“袖手”抒怀写意，但都没有陈三立这一联影响大，成为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风调类似的名句。个中缘由，值得推究。

    就这一联诗句本身的结构特征而言，两句之间不是顺承关系，而是转折关系。“风云气”与“袖手人”形成正反意象，古典诗文中常以“风云”比喻变幻的局势、际遇，亦指雄韬大略、高情远志，遂产生了“风云气”一词，用以指代有用世之心、不甘寂寞之人。用“袖手人”来比喻局外论政、耿介自负的畸人高士，挟“风云气”“袖手人”的“袖手人”肯定不是凡庸之辈。以前的近现代文学史为了证明陈三立落伍、消沉，将“风云气”“袖手人”这一对组合割裂开来，只取后一句关键词“袖手人”，而忽略前一句的关键词“风云气”。其实这一对组合具有一种内在生命力的支撑，一种相反相成的张力，乃诗人壮志难酬的负气之言，寄托了一种宏远的政治情怀，表达了深沉的人生况味和思想倾向，宣泄了作者“世言古之伤心者，士有怀抱宁异今”的胸中块垒。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陈三立头上顶着的“名士”头衔的真正含义。

    陈三立具有名士的反叛性格，其性格中有矫然不群的定力，力求脱俗是他追求的主要目标。作文，不喜欢骈偶句，很少铺排形容，厌恶八股文。他于光绪八年（1882）第四次应乡试，试卷用古文笔法写成，初审时卷子被黜落，幸被主考陈宝琛处理被打下来的卷子时慧眼识珠，破格录取。但前三次乡试已落第，第四次仍敢于不按程式答卷，只有内心有强大安全感的人才敢这样做；写诗，中年以后风格大变，忌熟忌俗，奥涩紧扎，排奡峻洁；写字，不喜欢势力强大的“馆阁体”，以致考进士因书法不合程式被罚停一科殿试。总之他人要不俗，诗文要不俗，书法也要不俗。

    陈三立的思想胸襟以儒家为主，没有问题。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四维八目、内圣外王、成己开物一整套个人道德、社会伦理观对一位举人、进士自然会深入肯綮。他的好友毛庆蕃曾缠着他去参拜太谷学派后期的掌门黄隰朋，陈三立作色坚拒，说“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但他也认同庄子塑造的既生活在世俗之中，又不与世俗之人同调的“畸人”形象，早年曾为四位畸人式的友朋立传。畸人品格、名士风流对中国士大夫有着深远的影响，是读书人钦仰仿效的另一种人生境界。他们要么狂狷矫厉，读《离骚》，吃老酒，一肚皮不合时宜，与统治者不合作；要么大智若愚，大雅若俗，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三立无意再投身政治之中，他的儒道混杂的思想引导他优游林泉，充当中国政局的“观弈人”。其既关注政局时事，又不与当局合作的处世方式，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晚年定居北平时，常有当权者着人打招呼要来拜访他，他均以身体不适婉言谢绝，与新老权贵始终保存着相当的距离。

    “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的几位重要成员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除陈三立外，其他三人的角色认定都比较容易，陈宝箴从政，陈衡恪艺术家，陈寅恪学者、史学家，惟陈三立有点边界模糊。他有经世之志，期望政绩事功，但行政能力不行，政治家谈不上。对中西学说均有沉潜钻研，诗文中富于义理识见，但学术、思想不系统，难入儒林传。诗歌执坛坫之牛耳，但又希望人家说他“余事作诗人”。对陈三立这种复杂矛盾面相的抉示，似以欧阳竟无能直探本源。他写的《散原居士事略》虽只有八百余字，却留下了一段被后世学人击节的人物月旦评：“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奴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忧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这段话确实是知音之言。它甩开了散原老人生平事略的许多细节，直接揭示人物性格命运的最本质之处。盖棺论定，以贵公子为真名士是陈三立的内在本质，“神州袖手人”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人格形象的简笔素描。

    光绪十九年陈三立吟哦出这一名联时，还只是日常登临抒怀时的神来之笔，触景生情，讬物起兴，高亢慷慨。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父亲猝逝、国步遽改、海宇沸腾之后，这一名联的内涵、指向发生了位移提升，陈三立完成了从“维新公子”到“神州袖手人”角色的转换，并成为其家族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气质。陈三立的几个儿子亦受他影响，在诗词中喜用“袖手”一词：陈衡恪《偶题》：“古梅花下惹香尘，十载栖迟袖手人。”《春雪》：“浊世聊为袖手吟，苦荈一杯祛噩梦。”陈隆恪《秋日出关》：“十年袖手岁华侵，梦接金辽试一寻。”陈寅恪《残春》：“袖手沈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陈方恪《鹧鸪天》：“袖手长安罢弈棋，归来人海好须眉。”而陈衡恪“一生负气”的志节，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独立特行人格，源头都来自于“神州风云袖手看”的散原老人陈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