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原则

    自从王子今教授《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以来，性别研究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书作者曾经指出“性别研究，是一处近年得到认真垦辟的学术园圃”，丛书主编李小江也认为，“21世纪以来，女性/性别研究已成显学，相关专著、译著和博士论文日渐热络”，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本书初版对于性别研究有开创之功，也引领学者们从事相关的研究。也就在此基础上，2020年1月本书的增订本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性别研究领域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总体来说，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本书封底“内容简介”部分说，“书稿在坚持实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做到了学术研究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而作者在“前言”的最后一段也说“（本书）对于已经涉及的学术主题，可能也未能全都做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就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作者是认真提出了基于实证原则的意见的”。由此可见，作者对于“实证原则”或者说是“实证主义原则”非常重视，所以一再提醒读者注意这个问题。

    所谓“实证主义原则”，也可以称之为“实证方法”，这原本是一个哲学术语，起源于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实证”原本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佛法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也就是修正般若智慧，实证三乘菩提的意思。严复较早把西方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杨国荣：《严复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研究》1991年第5期），后来王国维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个哲学术语的人（宋志明、孙小金：《王国维与实证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9月第5期）。实际上也正是王国维“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王东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19日第948期）。当然学者们也注意到，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正是贯彻实证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所以总体上来看考古学领域对实证主义原则更为重视，这和王国维时代“二重证据法”的创立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在使用“实证主义”或者说“实证原则”的时候通常会遇到比考古学更为麻烦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保存了真实历史信息的考古出土材料而言，历史文献在记载和保存过程中确切和真实的信息往往被有意或无意遮盖，研究者首先要对历史文献及其承载信息的真实性做出辨析。近代以来研究者一度对古典文献以及相关记载进行“疑古辨伪”的工作，但得力于考古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原则在更大范围内被接受，从疑古走向释古的风潮影响了更多的研究者。但尽管如此，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如何尽可能释读古典文献记载的真实信息，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与此同时，历史学范围内新兴的学科领域对于史学与史料学方法的要求则更为直接，具体到本书讨论的性别史研究领域，由于这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固有话题，传统史料以及出土文献中尽管都有相关的内容，但都不是直接的记载，这就需要研究者对资料首先进行辨析和综合利用等工作。

    本书提供了历史学研究坚持实证主义原则的模范，其中许多具体的方法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例如尽可能地跨学科研究和坚持对多种材料的综合使用，以及对历史现象进行动态的考察等等。

    高世瑜在为本书2004年初版所作的序言中已经注意到，作者将民族学、民俗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方法融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而跨学科的根基则是坚实的史学功底与严谨的史学论证方法，高世瑜另外还指出“作者不仅利用了传统史学文献，对于方志、诗赋、民歌、小说、神话以及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等文化遗存的有关内容亦纳入其中，尤注重考古文物中简牍、画像乃至古物器形等透露的信息，融会贯通，议论纵横，令人折服”，不得不说，十几年前的这个评价依然是十分中肯的，对于2020年增订本也同样适用。

    事实上，对不同学科交叉的研究也是本书作者特别的学术追求，作者在本书2004年初版的后记中指出，“《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一书中，可以看到将史学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交叉利用的尝试”。可以认为，这种交叉利用首先体现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材料综合使用方面，本书的作者是出身考古学的学人，不仅对于考古专业有深厚的感情，也经常自觉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贯穿到学术研究之中。虽然本书并不是一本标准意义上的考古类作品，例如作者在本书2004年初版后记中也指出，本书之中直接的考古学研究成果除了简牍之外，只有《秦汉时期的双连杯及其民俗文化意义》一篇，但考古学材料的使用，以及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却贯穿本书始终。

    另外，本书一篇“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是对上古时期性别文化进行的研究，主要使用神话研究的基本方法。作者自己也说，本书对神话研究方面的尝试，“远逐淮阴师范学院萧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和吕微后尘”。其中叶舒宪曾经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入对文化人类学资料的利用，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获得了学界的支持和认可。作者也曾经在对《史记》文献的研究中使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而本书开篇就对包含“神秘主义文化”古史传说材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也可以说是这种探索和尝试的延续。

    另外，史学和文学之间原本渊源甚深，“以诗证史”或者“以文证史”的研究方法有着悠久的传统，之前的学者诸如陈寅恪等人也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许多成果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本书四篇名为“文学性别史探讨”，主要就是利用文学的材料和相关的方法讨论历史上的性别问题，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第二节“驿壁女子题诗：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特殊遗存”，作者在这部分内容中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驿站墙壁女子题诗的相关材料，可以说是“以文证史”的典范性作品。实际上“驿站”在历史意识中也已经成为了特殊的文化符号，而这与作者一直从事的交通史研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跨学科的研究对历史学的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世瑜在本书初版序言中指出，跨学科研究的根基是坚实的史学功底与严谨的史学论证方法，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历史学的根基，跨学科的研究也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谓史学功底，首先应该是对历史现象的清晰认识，也就是所谓的“史识”，例如作者提示性别关系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样的历史认识是值得重视的。通常认为，在传统宗法制度之下，女性权力和母亲的权力直接相关，多数时候人们奉行“母以子贵”的原则，母亲的身份和地位受到儿子身份地位的影响，所以虽然女性权力受到限制和制约，可是在基于“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权力体系之中，“太后”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到上层社会的女性对政治往往能够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

    另外，在坚持实证主义原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跨学科的方法和材料的综合使用是相辅相成的。本书2004年初版中对多种材料的综合使用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增订版中除了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之外，综合运用各种材料的特色也保留了下来。例如本书三篇是针对简牍中所见性别史料进行的系列专题性质研究，简牍材料往往能够提供传世文献中不容易见到的性别身份问题，而本书对于简牍文献中“称谓”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称谓往往能够较为真切、较为细致、较为生动地体现社会生活的具体情状，而且称谓问题正好可以反应性别关系，所以简牍材料反应的性别关系往往更为真实和可靠。另外，本书对于简牍中的结婚年龄和姓名等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证明文献记载中“世俗嫁娶太早”确实是汉代民间婚姻史的真实情形，并对汉代女子姓名的用字频率进行了统计，使用简牍材料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所得的结论是真实可靠的。

    而本书在材料使用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说“在中国文学遗产的宝库中，历代竹枝词其实是具有特殊价值而一向未得到认真整理和充分重视的文化瑰宝”（王子今：《暖风活水明丽清新——读〈历代竹枝词（初集）〉》，《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6期）。王慎之先生曾致力于竹枝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本书作者也协助从事该项工作，这为本书利用竹枝词史料提供了独特的机缘。作者曾注意到“竹枝词”有意回避奥雅，多注重借用民间俚语抒情寄意，许多竹枝词因此具有语言史料的价值。而本书最后三个小节，关注竹枝词中体现的女子参与卜钱、女子从军、妇女生活等内容，角度独特新颖，也可以帮助读者对明清时期妇女生活有更为丰富和具体的认识。应当注意到，历代竹枝词中尚有许多宝贵的文化信息需要解读，例如不同地域竹枝词反映的文化特点仍可以深入挖掘。

    本书坚持实证主义原则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动态地梳理中国历史上性别问题的演变。读者也可以注意到，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极为广泛，作者王子今教授虽然是秦汉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的大家，但本书的思考却没有停留在秦汉时期，而是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从传说中的女娲、嫘祖，一直到明清时期竹枝词中的女性问题，观察的视角更为宏观，研究的方法也以动态考察为主。例如在作者的宏观思考中，文化和教育中体现的性别差异是需要认真关注的话题，所以作者考察女童的教育问题，主要使用的是秦汉时期的材料，而驿站墙壁上女子题诗问题，主要使用的是宋代以后的材料，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在对中国历史上性别问题进行纵向梳理的过程中，作者还重点考察战国和秦汉时代的女性权力问题，本书二篇命名为“战国秦汉性别关系史论说”，着重讨论战国秦汉时期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除了可能影响上层政治运行的女性之外，还关注到了基层社会“乳舍”的运行、女童的教育等内容，其实尝试对不同社会阶层之中的两性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也是动态分析的一种方式。这也提示我们，动态分析的方法可以处理好宏观和微观历史的研究。作者时常提示要做“窄而深”的学术，这是基于微观的学术研究而言的，但这背后离不开对宏观历史的考察和思考。

    本书坚持实证主义原则，但与人文关怀并不矛盾。坚持实证主义原则并非只是冷冰冰地阐明历史的事实，同样也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心的人文关怀，也同样要做有温度的历史研究。高世瑜在本书初版的序言中曾指出男性“主流”学者的参与是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幸事，这种说法是有所指的，长期以来女性进行性别史研究似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男性如果进入这一领域，人们更愿意多问一句为什么。然而有时候男性学者的参与，能够以特有之温情对待历史上的性别问题，也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过度共情产生的不良情绪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这是学术研究中最为动人的主题。事实上无论历史还是现在，物化女性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现象，尤其历史上的女性更是深受其苦，而这种“物化”女性主要来源于社会分工过程之中产生的刻板偏见。同样，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男性视角之下女性身份的固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者注意到，古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基本要求是“习女工”，这其实并不限于平民社会，甚至贵族社会的女子也有这样的要求，历史记载中即便是贵族阶层的女性，敢于或者有能力打破这种刻板偏见，也要承担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历史上所谓“才女”之珍贵，背后是无数女子受到刻板偏见的影响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没有机会和可能成为所谓的“才女”了。而这背后是男性权力主导之下对女性身份的刻板定位，这种定位对于历史上女性的生活和职业能力培养都是非常严重的限制因素。

    当然作者也提示我们，在一段不正常的婚姻关系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所以作者也非常关心男性在不幸的两性关系中所承受的苦楚。例如作者引用《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下》中冯衍之妻北地任氏女的故事，说明在这段不幸的婚姻关系之中，作为男性的冯衍也承担着极其沉重的负担。其实无论是“悍妻”还是“妒妻”，虽然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女性进行的刻薄评价，但背后也是男性在婚姻中深切体会到的不幸福。对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应当注意到“嫉妒”问题是男性主导下的中国古典社会家庭伦理中最难以索解的问题，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形态之下产生了独特的社会意识，其主要特点就是女性的身份与繁衍子嗣、传承宗族血脉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然而问题就在于这种传承背后往往有着各种利益纠纷，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继承权力展开争夺，女性基于情感而产生的嫉妒实际上更多只是表现在明面上的问题而已。

    最后应当引起思考的是，性别史研究的未来在哪里？可以发现，近些年来古史性别研究的热度并不如以前，相关领域并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重要成果，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较早历史时期性别材料缺乏，学者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较为晚近的历史时期，但本书的研究也提示我们，古史性别研究其实大有可为，首先对于性别相关的信仰层面的内容，女性在神秘主义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极为特殊，对其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仍然可以继续推进，当然学者们对于晚近女性与医疗问题的关心，也提醒我们历史早期女性的神秘主义身份是否与医药有关。此外，学者们也普遍注意到，汉代政治文化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家天下”特征，皇室和贵族家庭往往会对政治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关系，作者在本书中已经给出了重要提示，但更进一步的研究仍然亟待开展。再者，出土材料中性别相关的内容仍然可以继续进行梳理，学者们如果愿意使用出土材料，继续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关系领域深入挖掘，显然也会有非常重要的成果出现。最后，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仍然是学术研究中最为动人的主题，相关的研究仍然可以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