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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溘然长逝。为了实现心中的“禾下乘凉梦”，袁隆平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用六十年时间研究、应用、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如今，这位惠泽苍生的东方“稻神”，离开了这个因他才远离饥饿的世界，“国之脊梁”让14亿国人无限缅怀。
1936年，六岁的袁隆平随家人从北平搬到了长江边。跟母亲一起上街时，他看到一群人在围观几个耍猴卖艺的人，其中一个老人双手抱拳，请求路人施舍。母亲十分同情他，拿出一角小洋送到那个衣衫破烂的老人家手里。母亲无声的行动在袁隆平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上小学时，袁隆平在学习上不发狠，成绩不拔尖，但也不差。他对课堂之外的天地更感兴趣，不仅阅读着课本，也阅读着社会和大自然这本大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园艺场参观，袁隆平觉得果园技术人员真了不起，从那时起他对植物和种植产生了兴趣。
袁隆平的成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母亲做过小学老师，教育孩子很有耐心，经常抽出时间教他做数学题，唱电影里的英文歌曲，英语“童子功”帮助袁隆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他以后在杂交水稻育种工作中直接查阅外文资料，迅速掌握国外最新科研方向起到了很大作用。填报大学志愿时，袁隆平不顾家人反对，报考了重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农学系，一脚跳进“农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湘西大山里的一所农业中专当教师。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限量供应，肉类食品更是少见，学校食堂里做的是双蒸饭，里面加了苏打，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的体积增大了许多。刚吃完饭时，感到肚子被撑得很饱，可很容易就消化了。袁隆平和几个同事就把自己种在菜园里还未长大的小萝卜扯来，又弄了一些红薯，煮了一大盆，用以充饥。
不久，他带着四十多名农校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房东老乡一句“施肥不如勤换种”让他认识到改良品种对提高产量有着重大意义。
1962年，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英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已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即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而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实际上他们的这项研究结果在1953年就已公布于世，直到1962年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袁隆平感到有许多困惑。他对待专业上的疑问从来是抓住问题不放松，想方设法找答案。这年暑假，袁隆平决定自费到北京了解最新的信息资料，拜访有关的专家，以解心中的疑问。他从安江坐上汽车，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到了怀化；再搭上火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又从长沙乘火车，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一路风尘仆仆地到了北京。他在旅途中困了就在座位上打瞌睡，饿了就掏出饼干吃。
袁隆平去北京农业大学请教专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里阅读到许多在基层无法找到的外文资料。他从一些学报上了解到，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试验获得成功，早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袁隆平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他看到李森科学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却解决了。他在相辉农学院时认真钻研过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现在他再一次被他们的经典遗传学理论深深吸引。
尽管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农校教师，袁隆平心中却装着一个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这一次远行，对他以后的科研事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天上完课后，他拿着教科书直接走到校外的早稻试验田边。稻田里，金黄的稻穗已经勾头，丰收在望。突然，袁隆平被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吸引住了。它在稻丛中格外显眼，长得特别高大，株型优异，穗大粒多。
袁隆平立即走下田埂，踏进稻田里凑近观察，伸手轻轻捧起稻穗。他数了数那株水稻的穗数，又细心地数了每个稻穗上的谷粒数。这株水稻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当时常规品种的水稻稻穗一般只能结一百粒左右稻谷，这株不同寻常的水稻穗数和谷粒数量远远多于常规的稻株。
袁隆平赶紧找来布条，给这株特殊的稻子扎上记号。他心情激动，心想，这说不定就是自己要找的优良育种材料。收割的时候，他特地把这株稻子结的金灿灿的谷粒单独收藏起来，留作试验用的种子。
第二年春天到来了，袁隆平满怀希望地把试验种子播在田里，指望能长出一垄植株壮硕、穗大粒多的稻子。每天上完课，他就往试验田里跑，一边照料那些稻子，一边观察它们细小的变化。
夏季的一天，突然响起震天动地的炸雷声，接着下起暴雨。人们纷纷四处躲雨，只有袁隆平往雨里跑，同事们以为是炸雷让他受到惊吓，赶紧跟去。原来他是跑到试验田里，去照料他的试验稻。
那片稻子一共有1024株，每一株他都非常熟悉，都是他的希望和宝贝。随着稻子的生长发育，袁隆平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感到很失望。它们长得高的高，矮的矮，从怀胎、抽穗到成熟，有的早，有的迟……比起去年那株奇异的稻子，眼前这些稻子显然优势完全退化了。
袁隆平看在眼里，心里很沮丧。他拍拍裤腿上的泥土，准备离开。忽然，一个念头像闪电般地照亮了他的大脑。他想起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用其中的分离律来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照此逆向推理，眼前的稻子发生了分离，那么，去年那株穗大粒多的稻子，就应该是一株杂交稻。
可是，那株杂交稻从何而来呢？
“天然杂交稻！”袁隆平兴奋不已地断定。经过认真分析，他肯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它只有一种形成的可能，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天然杂交而成。他激动地想，如果能探索出水稻天然杂交的秘密，找到水稻天然杂交的规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这样就能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花了两年时间获得了这一宝贵的启示，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又走进试验田，仔细观察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他把高低不齐的分布情况一一弄清楚，把每个稻穗结的谷粒数都数出来，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回到宿舍，他反复统计运算。结果证明，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律！
袁隆平决心把研究杂交水稻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国际上的水稻专家经过多年的探索，都在这道难题面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水稻属于“单颖果植物”，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杂交优势很难利用，制种尤其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杂交水稻研究是一道世界公认的科研难题！但他决心勇敢地探索下去。
袁隆平不辞辛劳地培育着试验禾苗。他带着两个徒弟，跳出了雪峰山深处的安江小镇，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在省农科院继续进行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工作。回顾过去几年杂交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经验和教训，袁隆平觉得要想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限于在长沙和安江两地，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那些地方气温高，每年可多繁殖一两代稻子，能加快杂交试验速度。
从此每年10月中旬，当北风带着凉意吹到洞庭湖畔，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就带着这一年收获的稻种，风尘仆仆地奔向南国育种。他们租住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试验田，一边浸种催芽，一边整理田地。1969年12月29日，他们把雄性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元旦来临，傣族兄弟敲起了象脚鼓，迎接新年的到来。元月五日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猛然惊醒。他发现身子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噼里啪啦掉下石灰块。“快起来，地震了！”袁隆平大叫一声。
两个年轻人醒来，赶紧提着浸了稻种的铁桶往外跑。才过了一会儿，那座平房轰隆一声倒塌了。天亮了，余震不断，大地仍在晃动。广播里报道，离元江一百五十公里的峨山县发生了7.7级强烈地震，受到波及的元江县，震级也在5级以上。
农技站的老支书劝他们说：“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该赶快离开。”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
他们在水泥铺的球场上用塑料布搭起了一个窝棚，在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成了床铺。
种子该催芽了，他们在窝棚里拴上一根绳子，把铁桶里一个个装着谷种的小布袋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每隔几个小时浇一次水，好让谷种在布袋里发芽。
又发生了一次余震，随着大地的晃动，挂在绳子上的小布袋不停地摇摆着。师生三人见了，相视一笑。
当时，粮食供应困难，只能拿当地的甘蔗充饥，他们三个人吃得口腔里磨出了泡。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又繁殖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
以后每年冬季，他们都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他们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试验。他们把这种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这段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由于长期饮食没规律，袁隆平患了慢性肠炎。
南繁育种，他们去过云南的西双版纳，海南岛的黎寨和苗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一年抵了两年用。师生三人成了一支追赶季节的流动育种队，虽然科研经费紧张，但大家目标坚定，都吃苦耐劳。他们的身影出没在天南地北，他们的行踪机动灵活。每年多种一季试验稻实际上加快了世代繁殖效应，加快了杂交繁育的速度，为早日成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是真正的耕耘者，是稻田里的拓荒者。
1970年，“野败”的发现和利用，打破了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从此，一粒种子改变了整个世界。而海水稻的培育也是一项令全球震惊的农业创举。2017年，袁隆平领衔成立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并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成立中国首个耐盐碱水稻区试协作组。2020年11月，袁隆平团队培育的双季稻亩产超过3000斤，再创纪录！
在袁隆平心中，“高产”是没有尽头的。
在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袁隆平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饭碗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本文摘自《袁隆平：东方“稻神”》，邓湘子、谢长江 著，接力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定价：2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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