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乡间的那些酒

    在我的年轻岁月里，有好些年几乎日日都少不了酒。

    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作为知青，我正在赣南山区的一所小学当民办老师。

    那一带有铀矿，早年曾有勘探队来过，路边遗弃了许多钻取出来的圆柱体岩芯，上面用黑色笔标记着一些数字或符号，也不知道有没有放射性。勘探队留下了许多空置的房子。房子的墙是厚厚的竹片编的，外面糊上泥，再粉上石灰，与农村的土砖房子相比，看上去很光鲜气派，但是并不适用。蹬一脚，墙就可能垮塌。但是因为没有校舍，当时的小学校就办在这些房子里。

    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更何况学校孤零零呆在一片山坡上，远处村里的鸡犬声飘过来已是断断续续的碎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每天夜晚，老师们的娱乐就是喝酒。我那时二十出头，正是不甘示弱的年纪，当然也跟着喝。

    酒的问题好解决，就喝农家酿的米烧酒，或者去小卖部花一元钱左右买一瓶白酒。但下酒菜真不容易落实。那时候一年也吃不上两次肉。为了寻一点下酒的东西，老师们会打着手电筒去稻田里抓田鸡、抓黄鳝，但常常竹篓空空回来，作为收获的只是两腿沾回来的许多泥。于是两块粗粮饼干，或一碟晚饭剩下的腌菜、南瓜，都可以端上来和酒结盟，毫不尴尬地摆在一起。也有实在什么都找不出来的时候，却不影响大家端起酒杯。当地人把这种场景称之为“喝硬酒”，不知道是指无菜也“硬要喝”，还是说无菜之酒显得“硬”。那种不在乎佐酒物的饮酒，才算得上对酒有忠贞的爱吧？其实真正好酒的人，对摆在眼前的菜肴多视而不见。如今许多人把山珍海味当作酒席的真谛，酒反倒成为附庸，显然是不够格的酒徒。

    当一种状态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就会侵入内心，化作精神主题。那时候读书，关于饮酒的诗句特别让我难忘。比如“落魄江湖载酒行”；比如“轰醉春风一千日，愁城从此不能兵”；比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比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酒连接了我和遥远的诗人，让我理解人生的困境、期盼和慰藉。

    生活的车轮就在酒的滋润中漫无目的地前行。后来，一支解放军的勘探小分队冲着铀矿出现了。他们也利用前面勘探队的遗产，住在和我们同样的房子里。与学校相隔不远，直线距离大约三百米。

    乡村的夜晚依然寂静，但开始有戴着帽徽领章的年轻人来小学校走动。他们中间有不少广东人，口音浓重，记得有个当班长的告诉我，他姓“ZHU”，是“ZHU恩来”的“ZHU”。还有个姓赵的战士来自南海边，送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给我。我还记得他小心翼翼从一个小本子里取出照片的样子。他让我也给他一张，我当时手上没有，答应过一阵子补，及至后来要给他的时候，他调换到其他的工作点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不守信用？

    这些小兵只是串串门，甚至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了，当然没有喝酒。学校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他们要是早晨来就能看见路边那片桃树林。早春的薄霜洒在桃花瓣上，就像女演员穿着粉红的舞衣，袖口和裙边镶着耀眼的珠片。但早晨他们要去找铀矿，一定没有闲心留意。

    接下来，老霍踏着夜色出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人，也许因为经常跑野外，皮肤黝黑。他的军装四个口袋，是个“官”，偶尔还会有个小兵跟着他来。

    忘记老霍第一次是怎样走进我的房间，反正后来他一来就直接到我房间坐下。我总会立即拿出酒来。一般是喝寡酒，没有佐酒的东西。在乡村夜晚的静谧中，我俩就着一张小圆桌，各捧一只斟满酒的茶碗，边喝边聊。老霍酒量很可以，但是并不贪杯。一般喝过三轮就起身告辞。

    老霍从天津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数学似乎特别地好。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有些数学题不会做。到公社中学请教，那里的数学老师竟连题目都看不明白。而老霍却能给我讲解。更吸引我的是，他读过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知识和观念、看法都令我折服。

    但老霍只是淡淡地说：“读大学时只知道读书。到了星期天，城里的学生都去上街，可是进公园得买门票，一张电影票要几毛钱，一根冰棍也得5分，还有公共汽车票。我们农村来的孩子哪里有钱？所以只能泡在图书馆里。”

    与老霍的夜饮，维系着我跟诗歌、跟普通话，甚至是跟山外那个世界的联系。有一个夜晚突然下雨，老霍不得不多坐了一阵。听着潺潺的春雨声，我心中浮起杜甫的诗句：“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暗暗希望雨下久一些。

    我跟老霍在知识和阅历上远不能对等，但是他成天在山野里转，打交道的都是小战士或者农民，想必不免心中缺乏舒展。能到我的小屋里坐坐，面对我这样一个读过一年半初中且不乏上进心的毛头小伙子，且能肤浅聊几句高尔基、曹雪芹，他一定能够得到些许放松。

    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处境非常艰难，老霍在时代的大困局中，一定得不到人生的惬意。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他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对人生或时局发过什么议论。想必因为我远远达不到理解社会和人生的程度。相对无话之时，我只是随着他的眼光默默凝视着酒盅。

    勘探小分队的人员经常调换。有一次，老霍告诉我，要到乳源去工作一阵子。那是粤北的一个县，不算远，却已经是另外一个省了。从乳源回来老霍曾来看望我，后来就再没有在我的小屋里出现了。

    人海茫茫，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出了县的区划就已属于遥不可及，何况是重重山岭之外的广东！只不知乳源的夜幕下，有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知青陪老霍喝酒？

    我跟老霍的来往就止于关于乳源的想象，隐含着我对知交的牵挂。

    老霍的人生是漂泊，我的人生是困守。勘探队的人像流云从我身旁飘过，我却默默地困守在山陬。

    最终，我也从那所学校、那间小屋里走了出来。80年代末，我南下广州工作，因为考察、采访，几次到过乳源。一想到老霍，就对这块土地生出一份特别的亲切。

    老霍现在何方？应该早退休了吧？那些戴着帽徽领章的年轻人，如今流散何方？人生之路就是这样不断地交叉，在自己，同时也在别人的生命轨迹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划痕。

    我无从寻找，但一直记得这些朋友，记得青春岁月，记得遥远的交往，还有那些流淌在乡间夜色里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