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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02日 星期三

    重铸一代风流

    谢冕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02日   03 版)

        在北大文学讲习所建立的时候,我想起此前与这命名相关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大成立的、以何其芳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一个是源自延安鲁艺、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前者与北大关系密切,当时就是隶属于北大的。后者与北大虽无直接的亲缘关系,但因为是事关文学的,我们同样感到亲切。这两个文学机构,一个标明“研究”,一个事关“讲习”,都使我联想到今天我们建立的这个机构的任务和职能。望文生义,也许,如今这个挂靠在北大中文系的实体机构,它的诞生与存在离不开“研究”、也离不开“讲习”!

        从学生时代到留校当教师,我可以说是北大中文系的老人了。我有自己的记忆。记得系主任杨晦先生明确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不要被“路边的野草闲花”所诱惑。而且指名道姓地要我们不要学某同学和某同学——这两人年轻就发表文章,很让中文系的同学动心。杨先生这么一说,就把那时已经入学一年的刘绍棠给吓跑了。我从汪曾祺的文章中读到,西南联大的罗常培主任,也说过不培养作家的话。这是老话,大家听听则可,也不必认真。

        以我个人的见解,作家真的不是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西南联大可以聘请沈从文当教授,但沈从文能成为作家,却非西南联大之功。禀赋、勤奋、丰富的人生阅历,理想与怀抱,加上敏锐的感受力、飞扬的想象力,以及丰富的表现力,使沈从文成为杰出的作家,因此也使他成为出色的教授。汪曾祺的情况也近似。我认识曹文轩的时候,他已经是作家了。他也不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刘震云也不是。曹文轩或者刘震云的写作才能,可能与北大有关,更与他们自身的感悟、积累和修养有关。

        但是,老北大、西南联大、现在的北大,从来都不拒绝作家,而且从来都欢迎作家。如今,不仅是北大中文系,而且还专门成立了文学讲习所。我们请莫言先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开头。我们更准备接纳更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到北大来。这动因,不是今日才有。我揣测,这一定是北大感到了一种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召唤:作为一所文、理、工、农、医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大学,它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德、才、体、美等方面十分健全,而且还应当是有着丰富的文学修养,使之最终拥有丰沛的人文精神。

        新成立的文学讲习所也许承担不了培养作家的任务,但是它可以完全胜任提高作家素养和充分发扬作家才能的职能。未能成为作家的,使之接近和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和素质。已经成为作家的,在这里可以受到良好的训练,得到文学史和文学知识的提高和充实。从这个意义看,成立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违背杨晦先生的初衷,而且是发展了和拓宽了他的办学理想:不仅是中文系,而且是全体的北大学生,都要接受文学的教育。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的学科,但是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灵。从梁启超到蔡元培,都在反复讲文学可以强国新民的道理。鲁迅和郭沫若先后弃医从文,也是感到了新时代要有新精神,而新精神的养成,则依靠新文学的传播。

        作为后人,我们总怀想遥远的、惊世骇俗的魏晋风度,也总神往伟大的、博大恢弘的汉唐气象,岁月匆匆,百年忧患,我们甚至缅怀清末民初的悲凉与刚烈。一个时代有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曹文轩经常强调文学的优雅和文学的能够让人变得优雅。告别粗鄙,拥抱崇高,让我们培养的学生从学识、人格直至举止、修辞都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让我们成为不仅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风度的、优雅的一代学人。这也许就是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境界。

        面对新的、伟大的时代,重铸一个景仰魏晋、光大汉唐乃至接续清末民初的伟烈精神的、新的一代风流,这应当是北大期之未来的、久远的目标。而这,也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对于今日北大的期望与憧憬的梦。

        2021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注:此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揭幕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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