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从“两金”开始，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条路

    从《金瓶梅》研究系列到《世博梦幻三部曲》的校注，从金圣叹评点研究到“原人论”理论的建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黄霖每一次步移后的学术探讨，都或隐或显地与“社会之需要、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联系在一起。

    一如其师朱东润先生，黄霖有着非常自觉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的学术责任感，他的核心出发点都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这一时代命题，这是他对朱先生“关注现实”学术精神的继承。

    黄霖不仅学术视野广阔高远，而且学术姿态也特别沉稳而开放。一方面，他与人探讨问题，总是心平气和，凭事实娓娓道来；另一方面，他注重学术多元，主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建议人们各种研究路数都应去积极尝试。

    中华读书报：我在哔哩哔哩网站看到您录制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受录制的？和面授感觉有何不同？

    黄霖：那是前几年为教育部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所录制的视频吧。这个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是以我的名义报的，实际上是由我们研究室全体成员共同参加，分头讲授的，我只是讲了第一课导论与后面部分内容。

    这种形式，先前超星也做过。他们当初由翻拍书籍到录制讲课，是有眼光的。他们到我校来，比较早找到了我。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可以大大地扩大受众面，所以大力支持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为他们无偿地解决了一个摄制场所。他们后来录制的东西扩展到各地区、各学科，数量十分可贵。

    “精品课程”与“超星课堂”比较起来，一是精，一是广，各有所长。但两者相同的是，一是都是事先录制好的，二是都是由老师一讲到底。特别是“超星”的讲课，都是面对摄像头，没有学生与听众的。精品课程的摄制，有时凑一点学生，但也是装装门面。两者都是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没有交流，也无法交流。但他们毕竟对讲课的老师作了不同程度的选择，讲课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丰富的，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给需要学习的人收听收看，特别是对一些教学资源缺乏的地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雪中送炭，对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是大有用处的。

    中华读书报：疫情期间，很多老师要接受网课的挑战，您上过慕课(MOOC)课程吗？如何看待网课的未来发展？有专家建议把网络学习的实验场变成未来教育的现实，您怎么看？

    黄霖：新冠肆虐，是坏事，但促进了网课这个新事物的出现。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开始因参加会议，接触了Zoom、腾讯会议之类，大家能在手机或电脑桌面上相见，可以由一人主讲，也可以让大家交流。这种形式非常适合上课，果然很快出现了网课，我也试过，有时去学校面授，有时就在家里与学生上网课。

    我觉得，这种形式上课很好，直播面授，比起事先录制好的视频来，具有现场感，有灵活性，不死板；它可以相互交流，尽管大家身处各地，哪怕是天南地北，也恰似共在一堂；假如要直观教学，展示图像、引文、表格、实物等也可用视频补充，无拘无束。此外，还省却了上课或听课路上要费的不少时间，像我上一次课，至少就省却了两小时。因此，我想用网课取代课堂教学，恐怕是势不可挡。更何况，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网课形式的本身，也会有不断的意想不到的改进，会更加逼真课堂面授，超越课堂面授。

    中华读书报：您师从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您的观察和了解，朱先生治学有哪些特点？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黄霖：朱先生早年在唐文治先生等资助与指导下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去英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投身于学界之时，正是一个中与西、新与旧、古与今激烈冲突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他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始终能坚持以中为本，洋为中用，做新学问，创新局面。这是我所体会的先生的最根本的治学特点。

    在他所做的新学问、所创的新局面中，最突出的一个是传记文学，另一个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我曾多次听他说：“假如要说我是什么‘家’的话，我只是一个传记文学家。最多还加一个书法家。”可见他自己对传记文学的看重。事实上，今天在网上就有人将他的《张居正大传》与梁启超、林语堂、吴晗的著作并列“20世纪四大传记”，有的甚至认为先生的这本传记当为四大传记之首，更有人赞他为中国“传记之神”。他后来还陆续写了王守仁、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元好问等人的传记，以及他的自传与师母的《李方舟传》，在中国的传记文学史上，无疑有他灿烂的一页。

    至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尽管他比之陈中凡、郭绍虞等先生起步略晚，所花的工夫相对也少，成书的体量又最小，但他仅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被学界列为民国时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三大家之一，与郭绍虞、罗根泽先生并列。他写此书时，本在武汉大学教英语，院长闻一多先生慧眼识英雄，没有请院内一些思想守旧的中国文学教师教这门新课，相信他能融贯中西，讲好这门新课程。先生就是在理解了西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的学科概念后，努力去讲好中国传统的、自具特色的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朱先生鼓励您要敢“闯”。可是在我所接触的学人中，大家对您一致的评价是温和谦恭，很难想象这样的性格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去“闯”。您的闯劲来自什么？在“闯”的过程中是否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

    黄霖：有诗人说：“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治学的过程中，就是常常走在陌生的、崎岖的、甚至是有点风险的行人稀少的道路上。开始搞小说批评，虽然不能说进入了不毛之地，之前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文章，但眼前这片园地毕竟是一片模糊的，必须要做一些披荆斩棘的工作。其间不可绕过的是碰到了一个“反动文人”金圣叹，另加一部“黄色小说”《金瓶梅》，是避过去？还是闯进去？

    我硬是选择了当时人恐避之不及的这“两金”去打开局面。后来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我又是挑了个前人研究最为薄弱的、当时又接近敏感的“近代”卷，因为里面关系到太平天国、桐城派、曾国藩、同光体等。后来去推动有关评点及话体批评的研究，考虑中国文论的体系。到现在垂暮之年，又去触碰长期被忽视或遮蔽的现代所谓“旧体”的文论与文学，想从古今通变、中西交融的角度上来重新考虑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否只是“新文学史”的问题。

    我做学问，之所以常走一些行人稀少的路，固然是由于一直牢记着先生的教导要敢于闯，更重要的是，在具有铮铮铁骨的先生身上看到了做人、做学问都要有风骨，要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当我确认金圣叹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瓶梅》是一部社会腐败的警世通言之后，就是要为他（它）们鸣不平；当坚信中国文论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中国文学的评点及话体之作自有其优长之时，就是要为它们发扬光大；哪怕一路上不时会遇到一些风吹草动，我自走我的路。期间所遇的困难与挫折，当然不少，这里不谈也罢。

    中华读书报：复旦大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镇。在您之前，有郭绍虞、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开拓性著述，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又将学科建设推向新高度。您如何在这一领域有新的学术建树，在原有基础有新的突破？

    黄霖：我们完成了七卷本《通史》之后，觉得再从这条路上走下去，最多再丰富一些材料，意义不大了。当时学界正在热议中国古代的文论有没有体系的问题。我们没有直接撰写文章去介入这场讨论，觉得空对空的争论，还不如付诸实践，为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做些具体的工作。感谢王运熙先生的提携，邀我与他一起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分《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这可以说标志着我们的研究从“史”向“论”的转移。

    这一工作结束后，正值世纪之交，学术界在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时，“研究史”的编写一时成风。研究史与批评史关系密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批评史的扩充。这时王先生与顾先生已退休，我就先后主编了各为五卷分体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与《中国文学学史》。后来，又作为首席专家，与校内外一些朋友一起完成了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这本批评史，面对当前高校的教学实际与中国文论的实际，改变了以往批评史借鉴、运用近代欧洲文学批评史的编写模式，第一次以中国文论的核心范畴与特色话语为纲目，以时为序，以点带面，简明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文论的演变历史，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最基本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的“原人”精神、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和即目散评的表现形式。

    我在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王运熙、顾易生等老师所开创的道路和构建的平台上，主要在文论体系、研究史与重编批评史的三大方面继续做了一些工作。

    与此同时，我深感到最具中国特色的文论是评点与话体之作，而这些又恰恰被人视之为鸡零狗碎，不成体统而长期遭到轻视和摈弃。为此，在做了《红楼梦》脂评与《文心雕龙》汇评的基础上，我组织了“明清文学名著汇评丛刊”“历代小说汇评丛刊”及“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希望能得到学界的重视。

    以上我说的这些工作，无一不是与研究室同仁、学生，乃至校外的朋友一起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建树”，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

    中华读书报：从求学到教学，您一直在复旦大学。我看了很多文章，您的学生对您的治学和为人都非常敬重，想必您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教授。在复旦大学60年，您对复旦、对学生有怎样的感情？

    黄霖：从1959年考入复旦到今天，已经60多年了，特别是其中有十年离校而重返之后，更深深地感到学校生活的宝贵与温暖，更感恩老师、同事和学生们给我的关爱和力量，更为我们学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而自豪。

    假如追索我们学校文学批评史的传统，在图书馆里还能翻到1935年陈子展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讲义》。特别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民国时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三大家中有两位，即郭先生与朱先生，都集中到了复旦。1958年，郭先生就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章培恒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到60年代高教部组织编写统编教材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两门基干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即指定由我校郭先生与刘大杰先生分别领衔主编（朱先生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

    文革后，王运熙先生就在郭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与陈望道校长主持的文法修辞研究室为主干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此时我被召回，任职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当时这些前辈大家都在，在研究室活动中聆听过郭先生的教诲。刘先生、陈先生从我读本科时已不上课，很难见到，但有幸在一次下乡劳动中与他们同居一室，天天听他们谈天说地。另外，我校通俗文学研究的大家赵景深先生，也为我们班级首次开过中国曲论的课。当时能开这门课的，可能也只有他。如此阵容，可见复旦批评史队伍之坚强，生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能不感到幸福？

    当然，在这些前辈中，从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到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诸位先生，各人具体的治学方向、路径与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治批评史都是以中国文论为本位，而不是以西方的文论为本位；他们都有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注重材料的发掘、整理与辨析；他们都关注现实，力求在中国文论的研究上不断开创新的局面。这或许就是我们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主要的传统精神。

    就我个人而言，特别感恩朱东润、王运熙、章培恒三位先生对我的栽培。朱先生治批评史有三大特点，一是“远略近详”，特别“详密地”论述了明清以后的文学批评，二是注意了小说戏曲的批评，这两点使《大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史，三是以“人”为本位。我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些大的方向走下去的。所以说，他给了我方向。而在大学本科时期，引我入门的是章培恒先生。我以后当研究生，再到社会上，再回复旦，一路上都得到他的关照和指导，可以说他教了我研究古代文论与文学的本事。

    重返复旦后，我在王运熙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王先生是个忠厚长者，为人平和温润，为学平正踏实，是个纯正的学者。作为领导，处事公正，也能用人之长，我在他身边得到了施展的平台。在生活上他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他临终不能开口而见我消瘦时，竟难以想象地还迸出最后一句：“黄霖，你要好好休息！”

    我就是在复旦这样的老师培育下一路成长的。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精神，怎能让人忘怀？他们就是复旦的灵魂，在我心中永在。

    至于我的学生，都是我的朋友。在他们报考时，选择了我，我有责任向他们授业。但现代同一学问的教科书多如牛毛，我只是一家之言。所以，我值得做的工作，应该致力于引导和点拨，一起讨论与切磋。因此，我与他们从来是平等的，只要做学问，走正道，一切都是可以一起商量的。他们在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再一次被他们选择的过程。

    我本不是万宝全书，又不是件件皆能，而外面的世界多美好，高手遍地，他们应该博采广求，转益多师。我虽没有对他们说过“学我者死”，但我相信他们不只学我者能活，希望他们在学习、比较、选择中决定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业。我们有一段缘分，也只是在教学相长、相互帮助中结下了情谊。

    我帮助过他们，他们也帮助了我。不少学生在学校里或者走出校门外，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都给我解决了许多困难。我从文论体系的探索，到研究史、学术史的编写，从小说批评的材料的搜集，到民国旧体文学与文论的研究，都离不开他们，都是与他们携手并进的。所以，与其说我们的关系是师生，还不如说我们是朋友。我珍惜这份情谊，同珍惜老师的恩情、同事们的友情一样，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这就是我之所以深爱我们复旦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