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聪：“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袁行霈先生的散文，有学者的儒雅却没有学问的矜持。这些大多收在《袁行霈文集》最后两卷中的文字，“亲切的气氛”弥散其间，仿佛生活本身，淡淡如诗。

    《听雨》中，一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授课，暴雨骤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屋顶如瀑如鼓，索性和学生静听雨声。“十分钟后雨声小了，我们仿佛从梦中苏醒过来”，不期然的感动默默无言。

    《茶趣》说，无论居室大小，总是写作一处，饮茶一处，这里静静的思，那边淡淡的品。用“刚刚放下笔的手”去弄茶，别有一番寂意和倦趣。

    学者亦有学者的遗憾，《琉璃厂忆旧》中感叹：北京旧书店越来越少了。管理者过于规整亮丽的修葺，让人“不由得更加怀念原先那些旧房子里的充实的书籍以及和气的店员”。

    学者最器重的是学生。如《广师说》：“当老师的，一生和书本打交道和学生打交道，拥有的最大财富不就是学生吗！”教育平等，有教无类，有容乃大，这些自由宽容的理念，正是北大传统之精华。二十年代，梁思成开中国建筑史课，征求考试意见时，台下无一作答，原来都是旁听生。八十年代，袁先生开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研究课，旁听生众多，我们北大同学只好提前一节课进教室占座位。但无论本科生还是旁听生，大家都是如沐春风。

    论及学术，袁先生儒雅中有锐利，亲切中有原则。他在1978年即有《纵通与横通》之说，提出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拓展文学研究。多年后，针对旁逸横出，甚至信马由缰到社会、政治、历史等遥远空间，袁先生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又申明“守正出新”——“我说文学本位，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而不是社会或政治的图解。”这对维护人类精神美感和艺术本体性而言，如空谷足音。

    北大有一些美丽的仪式般的景色，都和湖光塔影有关，湖边郁郁葱葱的松柏，非常神奇地把各个时代的喧嚣隔绝开来，一派雍容。现在总有人把学者的伟岸与头衔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大学精神传承描述为宏大叙事，但我知道，它只存在于师生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之间。

    袁先生居北大近七十年，有相当篇幅忆及前辈学人，但往往是一个个小故事。如具有“朴实的力量”的季羡林先生，“茹古涵今”的王力先生，“多情多义”的吴组缃先生，“率真旷达”的王瑶先生。特别是作为林庚先生弟子和助手，袁先生深怀尊师立雪之情，但娓娓道来的也是小事。如林师当年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时叮嘱他：别人不选李白《独漉篇》，我们要选。细细品来果然奇妙，其中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更觉“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是师生应有之义。当袁先生拿出专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林师欣然作序，廖廖三百余字，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谢谢您，林庚先生》一文回忆，别人帮忙做事，林先生总是真诚地表示感谢，他最后感谢的是服侍过他的一位憨厚的农村姑娘。仿佛有预感似的，林先生想去未名湖看中秋月亮，竟溘然仙逝了。

    抚今追昔，淡泊明志的气韵化为了一些至柔至刚的句子：“时间既是发现人才的伯乐，又是销蚀虚荣的巧匠，它会将那些纸扎的假花埋葬在岁月的灰尘之下，让它渐渐蚀尽。尽管有些字迹尚存，却再也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而在《北大岁月琐忆》一文中，袁先生认为，儒释道三家之仁义、慈悲、逍遥的道理是相通的。但如果把逍遥理解为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仁义、慈悲就是“在一种极度自由的放松的状态下，无须思考、无须衡量，类似本能的行为。”这样做人做事，自然会心游万仞，宠辱不惊，达到与世无争的境地。袁先生在北大任助教长达22年，然后自1979年起5年内由讲师、副教授而教授，你说是造化弄人、时来运转还是实至名归呢？无所谓，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和别人争短长，让自己满意了，人生也就满足了。这或许正是袁先生喜欢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陶诗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