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苏联

    在搜集孙犁相关的文献时，笔者注意到史飞翔在《人淡如菊的孙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10月，孙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了一次苏联。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但是遗憾的是，孙犁对这次出国并无满意，既无兴趣也无印象”。孙犁对这次出访苏联的态度，果真如此吗？事实并非如此。孙犁1952年11月在《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开头就写道：“去年冬季赴苏访问，到现在整整一年，许多经历和印象，在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新鲜越深刻了”，“去年，我们访问产生和教养了这样多的星斗天才的伟大的国家。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我们都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参观了很多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对于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对中国文学、中国人民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事迹，我们了解得更切实了”。

    当时与孙犁一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有哪些呢？孙犁在苏联待了多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了冯雪峰等著的《我们访问了苏联》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编者康濯在《编者序》中提到：“一九五一年冬天，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派遣了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以冯雪峰为团长，曹靖华、陈荒煤为副团长，团员包括柳青、魏巍、李季、陈企霞、康濯、马加、孙犁、菡子、胡可、陈登科、徐光耀、王希坚等人。”“十月二十二日从北京启程，十二月二十二日返京”，孙犁在苏联待了近两个月。《我们访问了苏联》收录了冯雪峰、陈荒煤、曹靖华、柳青、魏巍、康濯、马加、菡子、胡可、徐光耀、李季、陈登科、王希坚、孙犁14位作家所写的记述访苏印象的诗文46篇，其中孙犁和魏巍最多，都是7篇，李季和康濯都是6篇。孙犁的这7篇分别是《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莫斯科》《列宁格勒》《格鲁吉亚》《巴库》《幼稚园和儿童书屋》。

    实际上，孙犁从苏联回来后，写了不止这7篇，先将它们的写作日期和发表情况介绍如下：

    《马雅科夫斯基——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一）》，写于1952年1月3日，刊于1952年1月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托尔斯泰——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二）》，写于1952年1月10日，刊于1952年1月13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斯大林格勒——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三）》，写于1952年1月14日，刊于1952年1月20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巴库——赴苏参观学习纪要（四）》，写于1952年1月23日，刊于1952年2月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幼稚园——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五）》，写于1952年2月8日，刊于1952年2月10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莫斯科——赴苏参观学习纪要（六）》，写于1952年2月14日，刊于1952年2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列宁格勒——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七）》，写于1952年2月22日，刊于1952年2月2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格鲁吉亚——赴苏参观学习纪要（八）》，写于1952年3月8日，刊于1952年3月9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孙犁的这些文章，在收入《我们访问了苏联》时，略有修改。比如《幼稚园——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五）》改题为《幼稚园和儿童书屋》，不知为何，还删除了“请求家长们提意见”与“莫斯科有一座儿童书物馆”这两段之间的两段文字：

    儿童们三岁到七岁在幼稚园，以后就到少年儿童宫去活动了。在列宁格勒，我们参观了以日丹诺夫命名的少年宫。那是一个理想的，儿童们可以从事广泛活动的场所。除去跳舞厅和音乐堂，少年宫有一座漂亮的剧场，有一座儿童天文台，有各种增进儿童智力的玩具室。少年宫最大的特点，是儿童们的科学研究活动，各科都有专门的研究室，指导员和图书仪器的设备。儿童们从各处探险采取来的地质标本，就陈列了两个房间，他们猎取的动物，种植的植物，也很丰富。少年宫里的几十种小工厂，都有完备的小车床和动力，儿童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认真的工作着，制造出各种新式的飞机，汽艇，汽车，起重机的活动模型。

    儿童们不愿离开他们研究和劳作的房间。凡是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里的新的计划，新的操作法，新的发明，都反映到这些儿童工厂里来了，儿童们不只了解和关怀祖国正在进行中的建设工程，并且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丰富了建设的内容，丰富了伟大的理想。

    孙犁是什么时候参观这个少年宫的呢？查阅与孙犁一同访苏的徐光耀的日记可知，时间是1951年12月13日下午。徐光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参观少年宫的感受：

    4点40分去儿童宫参观。——这个宫倒是丰富得很，看得十分有趣，有各种玩具，各种科学常识得设施，还有各种技术设备。孩子们大群的在那里跳舞、唱歌、下棋、看书，研究汽车、轮船、铁路、电影，有天文仪，有各种幻灯和模型（沙盘）。我也想变成孩子了啊！可惜没有和孩子们好好玩一顿，苏联的孩子们真是可爱万分的。他们也真是太幸福了！

    孙犁在《幼稚园——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五）》的开头提到，“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煤矿工业部的一个幼稚园”。由徐光耀的日记，可知孙犁是1951年11月3日参观这个幼稚园的。徐光耀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他参观幼稚园的观感：

    今日参观了两个幼稚园。一为煤矿工业部的，一为食品牛奶工业部的。

    对孩子们主要是锻炼其体格，保持其健康及顺利的发育，加入共产主义集体观念的教育内容，方法十分科学。特别是午睡——在-15℃的大空房子中睡觉、淋冷水浴、做早操、散步。小孩子们肌肉十分丰满强壮到极点了。一般也还活泼、伶俐，但总觉不及中国的小孩聪明。——有个伊拉朗诵诗很有趣。

    幼稚园的建筑和布置都是专门的，很讲究，很美观。游艺室中有各种玩具、花草、鱼鸟，还有很好的油画、雕刻、图案等。校长说，这是为了从小便培养孩子们的美感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方法，很为人家这些孩子的巨大幸福庆幸。

    孙犁在《幼稚园——赴苏参

    观学习纪要（五）》中共提到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列宁格勒的少年宫，一个是莫斯科煤矿工业部幼稚园，一个是莫斯科的儿童书屋。由徐光耀的日记，可知孙犁是1951年11月10日参观这个书屋的。徐光耀在日记中也简略地记录了他参观书屋的情况：

    上午去参观儿童读物大楼，独伊翻作儿童书屋。

    苏联各有专门的作家，各专门作家又各有他们的群众。儿童书屋中盖达尔在一切作家中享着最高的地位，有他的大挂像、小塑像，还有他很多小像，散挂于各屋各室中。专有一所展览和介绍他的生平。他简直成了儿童们的神圣。

    关于这个儿童书屋，孙犁的散文比徐光耀的日记描述得更为详尽也更为精彩：

    莫斯科有一座儿童书屋馆，专门研究和介绍儿童的书物，里面有儿童实验室，科学图书馆和讲演堂。讲演堂里有一座少年男女正在共同阅读的塑像，非常优秀。这个书物馆搜罗了苏联出版的全部儿童用书，还有各个民族语言的儿童书籍，一共有八万册。它给小学教员，儿童作家，图书馆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把这三种教育力量密切结合起来。它征求儿童们的需要，对书籍的意见，供给作家。

    书物馆里悬挂着很多优秀的儿童作家的照片，纪念盖达尔，展览了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盖达尔死在反抗德寇的战场上。他的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医生。他十四岁上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十六岁就当了队长。他很喜欢军队生活，长期的深刻的体验了在战争年代，儿童们的生活和心理，看到很多动人的事例，愿意给儿童讲说，他给国家留下了许多真实和纯洁的作品。他的作品最受苏联儿童欢迎。

    与孙犁一同出访苏联的徐光耀在离开苏联之前，给孙犁买了胶卷，徐光耀在195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明天晚上，或说后天早晨（1点钟），我们将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归北京而去……10点吃早饭。饭后和企霞、康濯同志去‘东安市场’消耗卢布。先去卖胶卷处，给孙犁买了四个胶卷，又去买橡皮桌布。”孙犁从苏联回来，也给他的好友、同事和家人带了礼物。孙犁的好友王林在195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孙犁同志赠我一个马雅科夫斯基的盘像，列平画的托尔斯泰田画片，和苏联空前芭蕾舞悲剧演员照片”，1952年4月2日记录“下午到天祥市场买了俩镜框，一个镶大刘的相片，一个镶孙犁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托尔斯泰耕地的名画”。孙犁在《天津日报》的同事孙五川在《我所认识的孙犁》中回忆：“50年代，他曾随团出访苏联。大家知道，当时外汇极少，根本不可能买什么东西。他归来时，未见给编辑部的同事带来什么，却给编辑部的工友老盛同志买了一件小礼品。这不仅令老盛感动不已，编辑部的同志也深受教益。”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在《逝不去的彩云——记我的父亲孙犁》中也提到，“自小至大，父亲都是非常疼爱我的……且不说他从苏联给我带回心爱的套娃，黑白、彩色两台小电影机，从此再不因与邻家小姑娘争玩具而哭泣。”

    此外，说到访苏的这8篇文章，孙犁还是很看重的。孙犁1960年代想编一本《旧篇新缀》，1962年8月上旬大暑校读完书稿，写了序，最终未出版，不过笔者注意到孙犁在1963年3月7日给冉淮舟的信中公布的书稿目录中专列了“赴苏参观学习纪要”，收录了《斯大林格勒》《巴库》《幼稚园》《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后来这8篇中的《马雅科夫斯基》《托尔斯泰》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的《孙犁文集》第4卷，《巴库》《幼稚园》《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格鲁吉亚》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的《孙犁文集》续编一。在收入集子时，还对《马雅科夫斯基》《莫斯科》《列宁格勒》《格鲁吉亚》这四篇中的个别句子作了修改。

    除了这8篇文章，关于苏联，孙犁还写过《壮健性——纪念高尔基》《苏联文学怎样教育了我们》《迎法捷耶夫》《欢迎苏联代表团》《果戈理——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契诃夫——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新的里程——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学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件》等文章。

    孙犁关于苏联的文章，主要写于1949年-1955年。不过，据笔者考察，孙犁最早在文章中提到苏联，是在1940年10月所写的《谈儿童文艺的创作》，他说：

    苏联在新儿童文学创作当中,曾克服过两种偏向。关于新童话的创作要不要神话的问题,有一种人主张把神话和幻想完全从童话中驱除,完全“科学化”。这显然是忽视了儿童读物的特点。列宁曾说过,幻想是一种极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数学上也是必需的；以为只有诗人才用得着,是不对的。

    苏共中央批评了这种偏向。高尔基参与这个工作。他写给儿童书籍委员会的一封信,详细解释着没有幻想的艺术性是决不会有的,艺术由于幻想而得到生命。科学则努力实现这个幻想。委员会不可否定幻想，不可消灭儿童幻想，资本主义社会是又害怕现实，更害怕幻想——他在别一处写道——我们则不必。

    另一个偏向是主张使儿童读物完全脱离现实。这主张同时也受到了党的批评。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建设新世界的大地上,把他们拘拢到完全的神话玻璃罩子中,只是资本主义遗毒的要求。因为适当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苏联儿童文艺便走上了康庄大道。单是一九一九年印行的儿童读物就达1643种4100万册,儿童报纸55种。儿童文艺作家则有邱可夫斯基、马尔夏克、什特科夫、卡尔马等。

    实际上，早在读中学时，孙犁就读了不少苏联作品，他在《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中回忆：“在中学，我读了一些外国文学的作品，那时主要读一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文学作品。除去《铁流》《毁灭》以外，我也读一些小作家的作品，如赛甫琳娜的，聂维洛夫的，拉甫列涅夫的，我都很喜欢。”孙犁在文章中多次提及苏联作家，比如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他说：“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

    关于孙犁与苏联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读一下《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刊发的刘卫东的论文《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他主要讨论的是“孙犁对苏联文学的具体态度究竟为何，为什么在1950年代短时期内发生很大变化？访苏时心态如何，对他此后的命运有何影响？”

    （本文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孙犁年谱长编”［19BZW1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