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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11日，冯雪峰到鲁迅家，交来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文艺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合同。“丛书”是出版社方面主动请鲁迅编辑的，凡十种，均系苏俄文学作品。后来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仅出四种，其中就有符·维·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9》（以下简称《铁甲列车》）。
符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伊凡诺夫（ВсеволодВячеславовичИванов，1895—1963），生于西伯利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现属哈萨克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此处服四年苦役）列比亚日耶村一个教师家庭，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他起初是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宇宙派”成员，后来成为“同路人”作家，曾被认为是“谢拉皮翁兄弟”（“同路人”作家文学团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游击队员》《铁甲列车》，长篇小说《乌日加的克里姆林》《У》《帕尔霍缅科》，作品集《秘密者的秘密》等。他的阅历甚为复杂丰富，中学尚未读完，就自谋生路，当过排字工、水手、小酒馆献艺者、搬运工、商店伙计等。尤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在马戏班扮演过游方僧、修士、吞剑者、小丑和歌者等角色，在各种底层职业之间游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云游，甚至有时不免饥饿。他的自传体小说名为《游方僧奇遇记》：他曾扮演过的角色成为了其本人生活经历的象征。
鲁迅与这位西伯利亚“游方僧”伊凡诺夫的最早接触当为1930年3月末。3月26日鲁迅日记记有“在内山书店买小说两本”的事，这两本小说即日文版的《铁流》和《铁甲列车》（黑田辰男译）。巧的是，当夜柔石、韩侍桁、冯雪峰三人来探访鲁迅。这很可能与商议“丛书”的出版事宜有关，因为他们不是译者就是译者的联系人。并且，这三人于28日、30日又都到鲁迅家造访。进入4月，这种密集的见面仍在继续。悬揣其间似仍在商议“丛书”出版问题，并落实译者。由侍桁译《铁甲列车》、柔石译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大约就是在此期间敲定的。鲁迅于同年8月6日曾接到徐诗荃寄来的五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德文版《铁甲列车》（席曼译），鲁迅需求此书，显系为了以德文版和日文版互校的方式来校对韩侍桁的中译版。鲁迅于12月24夜校毕，并作后记。但是书的正式出版则已是1932年的事了（“丛书”印出后，封面上的名称改为“丛刊”，扉页上的仍为“丛书”）。
鲁迅写的《〈铁甲列车Nr.14-69〉译本后记》（以下简称《后记》），对原作及其译本作了简要的介评。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由于作品主要是反映“巴尔底山”（партизан）战斗生活的，所以鲁迅对此作了解释：“巴尔底山者，源出法语，意云‘党人’，当拿破仑侵入俄国时，农民即曾组织团体以自卫，——这一个名目，恐怕还是法国人所起的。”鲁迅意在通过解说“巴尔底山”这一名目的来源，揭示这一团体的性质：农民在外敌入侵时的自卫团体。即是说，它本是一个防御性的自卫组织。（有意思的是，鲁迅对“巴尔底山”这一外来语情有独钟，他曾将左联一本刊物的原拟名“游击队”改为“巴尔底山”，并亲题刊名。此事与其筹划翻译《铁甲列车》几乎同时发生。）
第二，紧接上文，鲁迅写道：“现在或译为游击队，或译为袭击队，经西欧的新闻记者用他们的有血的笔一渲染，读者便觉得像是渴血的野兽一般了。这篇便可洗掉一切的风说，知道不过是单纯的平常的农民的集合，——其实只是工农自卫团而已。”此处带有明显的驳斥西方媒体对十月革命和当时苏俄武装力量的攻击的性质。《铁甲列车》的某些具体描写，确有此种功效。作品所描述的战争冲突双方，一方仅仅是工农自卫团而非正规的武装力量，而另一方不但有白军，且有日本乃至美国的入侵者——他们侵犯了当地工农大众的家园。工农自卫团参与的固然是阶级革命，同时也是反抗外国入侵者的战斗。这样，他们就与自己的先辈——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巴尔底山——发生了继承性关系，因之也就更加具有合法性与正义性。游击队领导人威尔希宁曾经高声咆哮：“我们不能把这地方交给日本人！……我们把一切都夺回来！我们不能让出去！”（《铁甲列车》，侍桁译，下同）这得到了游击队员们的热烈响应：“坚固地把持住这土地！”作品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暴力革命所必然带来的双方共有的残酷，但也以诸多细节描写，展现了工农自卫团的某种非“渴血”性。威尔希宁感叹人们在战争中的死亡，为此而悲哀。他绝非一个“渴血”嗜杀的指挥官，而是一位敬畏生命的领导者。而另一位领导者紫诺勃夫反对杀死美国俘虏，虽然是出于一种革命策略，但同样显现出他也绝非“渴血的野兽”。当为了阻止铁甲列车前进而研究如何炸毁桥梁时，威尔希宁心有忧戚：“现在我们把桥炸毁了，但是我们不将要再把它建筑起来么？”对于破坏铁道的建议，同样有人反对。游击队指战员们厌弃破坏，向往建设，希望能过“平和”的生活。作品所有这些描写都具有洗掉西方记者们的“风说”的作用。
对于白军的凶残，作品也给予了充分的暴露，如他们动辄扬言，要“把那些巴尔底山都杀死”。“在堤防的旁边，静静的躺着鲜血淋漓的农夫们。”“被铁甲列车射杀的游击队员们的尸体堆积在灌木林子里。”日本人烧毁整个村子，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人与家畜的死骸，以及货车的残余，滚在四处”。这类描写显示出西方记者一味指责革命者的血腥未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同样有着“洗掉”他们对革命的攻击的作用。
第三，鲁迅还写道：“大约作者阅历甚多，方言杂出，即这一篇中就常有西伯利亚和中国语；文笔又颇特别，所以完全的译本，也就难于出现了罢。”此处主要是说原著难译；但又带出了此作的某些特点：方言杂出和文笔特别。
首先，方言杂出的原因，鲁迅认为与“作者阅历甚多”有关。十月革命后，伊凡诺夫曾参加白军，后又脱白入红。政治上如此，文学方面他也摇摆不定。此外，他的血缘也是多元的：父系有土耳其血统，母系有吉尔吉斯和波兰血统。如此复杂的阅历与出身，使得他熟悉了多种语言和文化，并且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着多元质素。
鲁迅认为，该作品中“常有西伯利亚和中国语”。这使得整部作品染有浓烈的西伯利亚风以及中国风。西伯利亚是个洪荒之地，生态环境迥于他处。那里的人与自然界有着较之人口密集的发达地区更为突出的共生关系。作为长期在西伯利亚生活的作家，其许多描写含有此种意蕴，成为一种必然和自然。这部作品有多处抒写人与土地、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合一关系。仅举一例：“天空是他的，土地是他的，并且他是天空，他是土地。”——在西伯利亚这种广袤粗犷的自然环境中，在人们同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中，极易发生两者彼此拥有、相互融一的情愫。该作品中的中国风也是比较突出的。中国小贩们的叫卖声全然是中国人的声口与语言，甚至出现了中国的“国骂”。重视人的眼皮单双的描写，亦是中国风韵。为阻止铁甲列车而献身的中国人吴新宾读《诗经》，钢铁制的中国神像，等等，都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其次，鲁迅敏锐地发现此作“文笔又颇特别”。这主要表现在，其叙述描写常带现代主义韵味。“种种杂色的衬衣，作成斑点，从堤防的两旁，在回避线之间，几乎延长有十俄里，像是茂生着似的。”——不见人体，唯见衬衣，这是以物代人；“作成斑点”，这简直是以衬衣作画，给人以独特的画面感。“紫色的黑暗，像发着抖的凝结物似地，充满在涅紫拉索夫的脑中，从两面的颞颥，形成尖锐的三角形——并且下面有着钝的底角，一种逼干身体的，暖热而寒冷的痛苦，通过了心脏四近，沉下去了。”——缥缈无形的黑暗居然被赋予了明确的色彩和固体的样态，并且在人物的此种感觉中化为一种有着具体形状的痛苦，这种将抽象化为具象的独特的印象描写，委实令人称奇。这样的例子在该作品中俯拾即是。如此越轨的笔致，必然会使得读者感到“明丽和新鲜”。格·司徒卢威也认为伊凡诺夫的语言“生动而华丽，带有许多方言特点”，恰与鲁迅所见略同。
其实，苏联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亦绝非止于该作品的语言。例如，法捷耶夫将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和《游击队员》这两篇小说并誉为“苏联散文中的经典”（俄罗斯文学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概念，涵盖小说）。甚至有人称伊凡诺夫为“新的高尔基”（利沃夫-帕加切夫斯基《新的高尔基》），俨如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发表后，有人惊呼“新的果戈理诞生了！”
此处插叙一笔，鲁迅对伊凡诺夫的了解与评价也不止于《铁甲列车》。他对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孩子》稔熟，看见苏联插画家的两幅作品，就断定出自《孩子》（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信）。他认为伊凡诺夫的《哈蒲》与斐定的《都市与年》都是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译文序跋集·〈一天的工作〉前记》）。鲁迅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禁书时以绥拉菲摩维支、伊凡诺夫和奥格涅夫的作品为例（《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昭示出他是将伊凡诺夫视为苏俄革命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将《铁甲列车》列为苏俄文学“讲战斗的”三部代表作（另两部是《毁灭》和《铁流》）之一，且置于首位（《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足见鲁迅对此作的重视和喜爱。鲁迅认为，“谢拉皮翁兄弟们”“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Iva⁃nov）和毕力涅克（BorisPiln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译文序跋集·〈十月〉后记》）鲁迅充分认识到了伊凡诺夫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曾编有两本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同路人”作家小说集《竖琴》和无产阶级作家小说集《一天的工作》。由于篇幅所限，伊凡诺夫、爱伦堡、巴别尔、魏列萨耶夫、普里希文、阿·托尔斯泰的作品均未收入，鲁迅为此深感遗憾（《译文序跋集·〈竖琴〉后记》），且仍将伊凡诺夫置于一干作家之首。
回到《铁甲列车》这部作品，鲁迅在《后记》中亦并未对《铁甲列车》进行全面评价。悬揣他喜爱这部作品的原因应该还有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功，尤其是对人物灵魂拷问的深度与力度。鲁迅高度重视文学作品对灵魂的深入挖掘，曾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来自陀氏生活过的地方的伊凡诺夫在《铁甲列车》中同样有着对灵魂的拷问。这部主要是为游击队立传的作品，一号主人公却是敌军铁甲列车指挥官涅紫拉索夫大尉。他作为一个指挥官，虽然也在履职，然而并无坚定的信念，往往陷于对自己、对自己的部队乃至政府的怀疑中，犹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贵族，隐约觉得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甚至觉得自己活着都是有罪的。更令人惊诧的是，他作为一个镇压和屠戮人民的反动军队的军官，居然特别看重人的生命：当他发现铁甲列车压死了一个人后，立即下令停车，并说道：“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个人哪！”而当铁甲列车遭遇游击队的猛烈进攻时，他又进入了自己的本来角色，下令对他们“不要容情……不要可惜弹药”。可是下达命令之后，他又诚惶诚恐，震惊不已，不知所措，沉于自我拷问中。他带有某种陀氏人物（例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色彩。
此种人物的自审倾向，也出现在游击队的领导人威尔希宁身上。他是一个有才干的来自民间的指挥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的。但有时也对于战争流露出厌倦和茫然的情绪，产生了对自己的怀疑。当游击队要去攻击铁甲列车时，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得要弄死多少人哪？人们要像在太阳地下的雪似的，那样融化的了。”其内心与性格亦在某种程度上存有分裂倾向。
作品中敌我双方领导人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很可能是由于作者接受了高尔基对他的劝告：“不要过分粗暴，要相信人，不要只做他们的法官，而要做另外的人，在所有牲畜般的东西背后找寻人性的、善良的东西。”（奥克拉德尼科夫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文学》）而鲁迅对于革命的某些认识使得他对伊凡诺夫别有深切的会心，如“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总的说来，《铁甲列车》真实地反映了十月革命爆发后西伯利亚地区人民的热烈响应，以及他们起来英勇反抗内外压迫者、侵略者的历史必然性。尤应指出的是，作品还昭示出他们这场斗争的世界性意义：参加这一斗争的有中国人；而他们反抗战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还包括了日本人、美国人乃至加拿大人。这一战争双方的民族与国家构成的多元，使得这场斗争被赋予了世界革命的意义。尤其是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紫诺勃夫向美国俘虏宣传“解放出地球，给与劳动者的集团”，无异于宣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斯大林发现了作品在这方面的蕴含，才一度打算把作者树立为新时代的文化领袖（徐乐：《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然而事实上，《铁甲列车》的内容相当丰沛而繁复。斯大林看到了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鲁迅看到了尊重生命和拷问灵魂。对于双方指挥员的某些描写，恐怕并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学的原则。作品的多向度与伊凡诺夫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摇摆性相关联。他曾遭到“拉普”派猛烈批评。1927年，他将《铁甲列车》改为剧本（我国有罗稷南的译本，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6月出版），突出了涅紫拉索夫凶残一面的表现，他已无小说中偌多的自我拷问，更无对生命遭到屠戮的哀叹。小说中比较单薄的城市起义领导者裴克莱瓦诺夫的戏份大大增强，强化了他的从容坚定，指挥果断，为取得胜利不惜任何代价，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最后英勇牺牲。显而易见，伊凡诺夫这是向无产阶级文学靠拢。以后伊凡诺夫的文学道路与许多“同路人”作家一样不顺畅。晚年他对《铁甲列车》（小说）又作了改动，但改动后的版本不被获准原封不动地印行。
不管怎样，《铁甲列车》这部具有多维内容和史诗品格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无法亦不容抹杀的；鲁迅将此作推荐给中国读者，无论在当时或当下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苏俄革命，同时让我们欣赏到了苏俄“同路人”文学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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