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解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谜的新尝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社会科学家发展出基于中国故事、服从普遍科学原理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多年来，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在西方学术理论的话语体系中展开，中国研究学者往往是西方理论研究和知识产品“消费者”。许多中国研究学者套用一些西方语境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试图将中国故事中的若干细节镶嵌于这些理论框架中，寻找中国符合这些“普遍规律”的证据。这些研究通常只是“削足适履”，不仅对于普遍理论的贡献有限，同时无益于外界理解真实中国。与此同时，为了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一些学者呼吁将中国现象概念化，建立以中国经验为底板的理论体系。这一种尝试又容易陷入另一个困境，即将中国视作特例，着重寻找那些仅在中国场景中出现而不存在于西方的要素，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上述困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如何在上述两种策略中寻找中间点，平衡社会科学的普适性与中国现象的特殊性，塑造既是中国的、又是全人类的社会科学理论？

    郑永年教授与黄彦杰博士新作《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Market in States:The Political of Domination inChina，以下简称《制内市场》）对上述议程进行了破题。作者试图超越特定政策与特定历史时期要素解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谜，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即“制内市场”。“制内市场”指“国家与市场共存、且国家主导着市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制内市场”中，政治与经济互相依存:“国家与市场在同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共存……市场总是在国家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内运作，但国家可能经常违反市场设定的规则和边界。”（郑永年，黄彦杰，2021，p31）作者进一步为“制内市场”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三个分析层次：地方性市场蓬勃发展的草根层，市场-国家互动的中间层，国有经济活跃的国家层（p106）。以政府在三层市场结构与市场形成“不对称均衡”为主线，作者回溯改革开放后地方市场的兴起，关注政治力量对市场发展的重塑，刻画了国家资本与私营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制内市场》有效地平衡了社会科学的普适性与中国现象的特殊性。一方面，“制内市场”的产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大量理论文献的反思之上。作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的适用性。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以“场内国家”为基本研究假设，即强调政治由市场和资本逻辑塑造。在经典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市场机制是第一位的，仅仅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政府才具有干预市场的合法性。即使在较为重视政府能动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政府也从未替代市场——“市场体制仍然是经济的主要行动者”（p57）。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转轨期，政府既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中的“运动员”，因而传统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很难直接适用于解释中国。在东亚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型政府理论中，学者虽然承认政府在促进甚至直接谋划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更多关注某段时间中政府发布的若干具体公共政策，并不关注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要素，因而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力在时间跨度中可能同样有限。在上述反思中，“制内市场”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制内市场”较好地实现了理论建构中国化。为建立服务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作者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寻根，回到儒学与法学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即使儒家更偏好较为自由的市场，法家则更偏好在某些经济领域实施垄断的“经济国家主义”，两种哲学总是允许国家的强制力量对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导致相当部分的市场被嵌入和限制在国家制度中。在这一意义上，儒学与法学为“制内国家”理论的行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索引。

    正是因为“制内市场”的理论建构汲取了大量国内外经典理论的养分，当“制内市场”落脚到当代中国时，作者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刻画才能够既为西方学者所接受，也能为实践本身提供政策建议。一是作者所描述的一些国家—市场互动实践，例如国有资本撤出形成“边缘市场”、地方政府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地方、地方政府对某些收入的依赖等现象都与“边缘革命”“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发展型政府”等国外经典研究高度呼应。这些内容进一步表明，一些研究只是拾取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浩瀚实践中的一些片段，而“制内市场”则将这些片段系统化地结合在一起。二是作者点明了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结构性要素，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真问题，提出了未来改革需要着力之处。

    《制内市场》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中，中国长期处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在这一种视角下，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转型期是一种非常态，“场内国家”才是一种常态，“场内国家”也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果以“制内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永远都不会变成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理想”的市场经济体。

    归结起来，《制内市场》展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是一本具有强烈学术雄心的著作。当然，为了穿梭在帝制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作者对于实证材料的把握有时只能采取点到为止的方式，有时难免会让读者产生意犹未尽之感。不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来不缺少实证细节，而是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宏大理论。在这一点上，郑永年教授与黄彦杰博士的《制内市场》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升学术话语权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