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可贵探索

    程勇《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一书话题重大而视角独特，是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问题的可贵探索。

    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等书流行以来，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消解成了重要的学术话题。后现代史学、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新理论新思潮对原有的论述和认知带来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中国认同”同样也受到各种挑战。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就指出西方汉学家的区域史研究、日韩学者的亚洲史研究等，都会有意无意地淡化中国的国家整合力量和同一性，至于“大元史”和“新清史”等历史叙述，则消解着中国历史的连贯性。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来理解民族国家认同遭遇的挑战：“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基于特定的‘疆域’‘民族共同体’和‘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了主导全球交换的国际关系”，“由于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由西方国家制定，西方国家居于经济、军事实力与现代性支撑的优势地位，是全球化的主导方”，“弱势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在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上举步维艰”，“很难保持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稳定性、持续性，而这很有可能抽空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论根基”。同时，作者还认为，现代性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个体有可能发展出对“社会”“国家”的离心化趋势。

    面对挑战，第一种回应途径是观念史式的，如陆勇《清代“中国”观念研究》、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等论著，着重梳理“中国”“中华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等观念生长发展以及相应身份认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第二种回应是文献考证式的，如面对新清史、大元史的历史叙述(histori⁃calnarrative)，中国学人擅长在历史事实（facts）层面作出回应。“大元史”和“新清史”强调了全球史、欧亚史等历史叙事框架，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试图将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从“古代中国王朝历史”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分离出去。中国学者则指出这些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也许可称之为从历史拯救民族国家。程勇此书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进路，不同于上述二种途径，是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展开的。

    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论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看似迂远而不切实情，实则不然，可以说，审美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钱穆曾说，中国古代，四夷与诸夏间的分别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而中国之”，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当然，钱穆这里的“文化”只是相当于程著所论的“审美文化”的泛指义，程著所论的“审美文化”更为精细而详审。程勇认为，审美文化具有民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现实建构、想象建构的功能，审美文化不仅表征着一个民族发现与创造“完美”的“文化”的能力，而且本身就构成全体民族成员共同拥有的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财富。所谓现实建构，是指审美文化以极富魅力的方式创造出共同统一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情感，并以之为基础创造出统一的“审美感知共同体”，使人们的经验、情感的交流成为可能。至于想象建构的核心，是创造出民族成员“相互联结的意象”，创造全体民族成员的一体感。总之，审美文化既可以潜移默化地完成人们对本国、本族的政治、文化认同建构，也有可能弱化乃至消解人们既有的本国、本族的身份归属感。相较于观念史式和文献考证式的研究，审美文化的进路显得更为柔性，也深具现实指导意义。

    程勇在书中主要从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角度讨论了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方法。主导文化层面，作者主要阐述了“红色记忆”与“和谐中国”两个主题：“红色记忆”是指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史，确立当下中国认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谐中国”则是突出中国认同建构的“优越性”一面。

    至于大众文化层面，程勇则是从工业化、商业化的角度展开论述。商业逻辑驱动的大众文化运用“世俗化”“时尚化”的叙事策略，对已有文化元素、文化符号进行改写、拼贴，实现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并将自己确立的消费社会、工业社会、媒介社会的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隐微难察，而影响无远弗届。大众文化提供了当下中国民众的感性体验和消费体验，同时也挑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家意识形态，潜在地重新定义“自我”“民族”“国家”的认知图式和意义生成模式。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前两章论述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第三章主要论述审美文化之于民族国认同建构的意义，第四五两章分别从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角度论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逻辑结构严密，论述层层推进，所提的问题令人警惕，给出的答案令人信服，的确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可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