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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枕边书系列之56

    江晓原谈枕边书

    主持:宋庄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03 版)

        您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为什么喜欢天文学?从小就感兴趣吗?江晓原:实际上我谈不到热爱天文学。考大学之前,我初中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了近六年,对工厂生活有些厌倦,希望选择远离人间烟火的专业,不会再回工厂。正好看到南京大学有天体物理专业。

        我对选择的专业并不后悔,理科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从事科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

        江晓原:爱上读书是在我还没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两个表弟在北京生活,姑母在五七干校,家里没大人。我和表弟过了一段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生活。我在那里偶然找到竖排繁体字版《西游记》上下册,如获至宝,一看孙悟空的故事特别好看,连猜带蒙,根据上下文反复推测,看完上册,繁体字基本都认识了,下册就很顺利。看完后继续搜寻,又找到《三国演义》,也是竖排繁体字版,看完后我还把故事讲给表弟听。这样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

        回到上海,我开始喜欢看书。我和绝大部分同龄人不一样,“文革”中能看到所谓“封资修”的书。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偶然的机缘,我妈在机关负责图书室的管理和采购。我爸爸被下放到一所小学。小学图书馆的女老师听说我爱看书,也想方设法让我爸把书带给我看。我从不同渠道看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

        故事最有趣的在后面。那时有一种自发的地下组织,大家把搞来的书交换阅读,因为那些书理论上都是违禁的,地下交换有非常高的诚信度,一本书在你手里只有一天或几小时,到时间哪怕没看完也要交给别人。我和很多人保持着单线联系,于是我将别人的书转手互借,自己在过手时都可以看,这样我就读到了更多的书。为此我在纸上详细建立了账本一样的明细,记着什么书借给谁,什么时候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进纺织厂当电工。

        当电工之后还有时间读书吗?

        江晓原:电工行业有个特点,技术越好干的活越少。出了故障三两下就能搞好,所以大多数时间我处在待命的状态下,一直可以看书。三年后我满师可以带徒,活儿就更少了,我有大块时间在电工房看书。后来连我的徒弟也加入了交换书的网络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早上拿到《复活》,黄昏时分下一个人要拿走。我立刻给组长打电话调休,然后坐在板凳上疯狂地看,一天没换姿势,看完后发现自己落枕了——专注到这种程度。

        看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时,给我的时间是四小时:半夜两点到早上六点。我真是半夜两点拿到书——当时看书有种奇怪的心态:这书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它了,所以拼命看。那种心态促使我看书时变得非常专注,完全可用如饥似渴形容,疯狂地看。这种心态永远不可复制。

        当电工时,我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为了完成厂里交给我的搞自动控制装置的任务(就是现在所谓的研发),我跑到工人文化宫上夜校学习自动控制。我喜欢动手鼓捣一些东西,这些活动使我接触了一些理科。高考前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我借了高中数理化自学了一遍,高考超常发挥,侥幸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系。

        您为什么报考席泽宗院士的研究生?

        江晓原:非常偶然。我一心要学古典文学,想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结果那年导师因病取消招生,我一下没方向了。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生,考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古代汉语,我就去报名了。报名时我并不知道导师是谁,报考之后南大天文系副主任说你考席泽宗的研究生太合适了——席泽宗招研究生第四年了,一直没招到学生,因为他坚持要天文系毕业的学生。

        后来席先生说,到那年为止,我是科学史所“文革”结束后招研究生以来古汉语成绩最好的。

        席先生对您读书上有具体指导吗?

        江晓原:最大的指导来自一次谈话。有一天他说,一个院士朋友曾对他说,自己一辈子的学问都是从几本书出来的。席先生说这种书都是打基础的。我就问他,那我们天文学史方面这样的书是什么?席先生说,《西方数理天文学史》。他是随口说的,我记下,转身进了图书馆,一找发现是1955年的英文版,有三大本,我出生那年出版的。我想既然老师说是打基础的,就借回宿舍摆开阵势攻读。我平时没有做笔记的习惯,看书做索引就直接在书上做标记,但这书是图书馆的,我破例找来笔记本,很认真地读,记笔记——乏味得要命,啃硬骨头一样啃下来,咬牙切齿读了一年,读了很获益。

        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

        江晓原:从念研究生开始,读博、到天文台工作,一直保持枕边书的阅读习惯。我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搁在枕边,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的排印本,基本出一本我买一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之类都是在枕边看完的,同时在书的环衬、空白页上做索引。这些做索引产生的材料也有实际效果。我会零星地用到书和论文里。后来,物理意义上的枕边书没有了。更广的意义上说,我非常喜欢的书会经常翻。

        常翻的书有哪些?

        江晓原:年轻的时候我对诗文很迷恋,抄录了大量的诗文,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这些兴趣扩大了,比如我最近找来很多清代人的集子,比如钱谦益、吴梅村、查慎行、袁枚、冒辟疆……我喜欢的诗词集子就放在书架上随手能翻到的地方,经常亲近它们,入睡前我会背背前贤的诗,这种游戏做几分钟就睡着了。

        年轻时的阅读冲动几乎一直存在,没什么好珍惜的。步入老年,很多刺激对你没什么作用了,这时候阅读的冲动逐渐变得少了。我非常珍惜我的阅读和观影冲动。哪怕想读的内容和你此刻做的事情没联系甚至会形成干扰,我都珍惜。从长远的整体情况看,珍惜这种冲动肯定有利的。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现在作为上海交大的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会和学生交流阅读经验吗?

        江晓原:我不主动推荐,一般是在学生问我的时候才会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建议。不同的学生情况不一样,好学程度也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什么书是必读的。有学生正在做某篇论文,我在阅读中遇到某个线索或某本书,我在微信上把书封面拍照给他,或把某篇文章的线索或链接给他。这和提供书目不一样。我对推荐书目持消极态度。第一我不喜欢做青年导师的劲儿,第二我觉得读书是个人化的行为,你觉得有用的书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有用。

        但我常常会给媒体提供书单或撰写书评,这是依据另一套理论:替别人读书。您的藏书量有多少?

        江晓原:原来的书房单是央视就拍过十次,其他电视台拍过更多。八年前我搬了家,现在的书房比那时更大,有五万册书和一万两千多部高清的电影。我和装修新家的设计者明确说,你就按图书馆设计,只是附有生活设施。楼上是我的书房、阅览室、影音室,楼下也有大量书架,我像书虫一样生活在其中,自己觉得很幸福。

        即便这样容量也依然有限,因为很快又会堆满——会定期处理一些书吗?

        江晓原:正像你推测的一样。我设计的容量在五万册左右。原则上,逐渐把复本去掉。另外,出版社常寄新书,旧版是有的。如果旧版没有特别的故事我也处理掉。前几天,我对学生说,可以带拉杆箱到我这里来淘书,他们果然带着好大的拉杆箱来,居然全部装满了,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淘书”。

        如果有机会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愿意带什么?

        江晓原:如果流放两年还能回来,另当别论。能回来比较容易。带一套大的书比较好,既然喜欢历史,就带上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精装的记得有11册,平装的24册。但是如果回不来的话,这种时候我倒反而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想带一本棋谱。《象棋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男主人公被德军囚禁,不给他任何东西阅读。有一天,他被审讯的时候看到德国军官的大衣口袋里露出一本书,路过时就把书偷走了。打开很是失望,冒那么大风险,居然偷了一本棋谱。不过好歹是文字,他在被囚禁的这些年一直读棋谱,二战结束后被释放,在轮船上看到有人下象棋,他也手痒,就跟胜者说,我能不能跟你下一盘。结果轻易把那人击败了。围观的人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当今世界冠军。棋谱可以让你无穷无尽地读下去。如果没得选,带汤因比的著作集也行,体量大,可以让你反复读。

        若策划一场宴会,您希望邀请哪些人参加?

        江晓原:我不止一次产生过这个想法,就是汤因比。为什么要找汤因比?在汤因比的一些书里,以及在别人的回忆故事里,汤因比都说过,中国必然会崛起。理由很奇怪,他说因为中国有历史。字面上理解很奇怪:谁没有历史,只是有长有短。让我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在另一个材料里,汤因比在和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某次聊天时又说,中国必然崛起。我很想找他问问,历史可以成为崛起的原因吗?我们正在崛起,而且有五千年不中断的历史。我觉得他说那个话是有深意的。我就找他来,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说了那句玄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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