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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唐代墓志铭算传记文学吗

    曹丽芳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5 版)

        20世纪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来说,碑刻和墓志无疑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推手。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里,学者们曾对两者的关系做过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思考,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著,如韩理洲《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戴伟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等。此后,理所当然的事情便是年轻学者要在前辈所开创的这条路径上继续广拓深挖,不断贡献出新的学术成果。然而,这是一条富有无穷魅力同时也让人举步维艰的道路。孟国栋新作《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就是这条艰辛之路上的一颗新果实。

        全书由上下两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上编是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唐代墓志铭所作的综合性研究,主要论题是重新评估唐代墓志铭的传记文学属性。作者通过考察唐人在墓志铭撰写时的求真观念、唐人墓志铭创作范式的转变以及唐代墓志铭在情感表达的真切动人、载录墓主个性化事件的具体细致等问题,认为唐代墓志铭符合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应当纳入传记文学研究的范畴。下编立足于传记文学的视角,对几方在文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唐代墓志铭进行专门研究,通过个案研究对上编所论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化。附录则是作者以示例的形式补充了一些新出土墓志铭与唐人传记的订补研究成果。

        作者孟国栋长期执著于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曾跟随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等名师学习。积累数年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可从他的合著本《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独立主持教育部项目《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等成果看出。这部最新成果新颖的研究视角系在对前辈学者长期以来所持观念进行修正的前提下完成的。

        我国传记文学萌芽甚早,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到20世纪3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研究也逐渐兴起。以朱东润先生为代表的传记文学研究者虽然一开始就关注到了碑志文,却主张把它们排除在传记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外,理由是朱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价值,全靠它的真实。无论是个人事迹的叙述,或是人类通性的描绘,假如失去了真实性,便成为没有价值的作品”。朱先生还进一步认为“谀墓正是碑志之文所以成立的理由”(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因为对墓志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不主张将它列入传记文学的研究范畴。本书则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论证了唐代墓志铭在真实性方面是符合传记文学要求的。

        首先,唐代墓志铭的创作者基本都能秉持求真纪实的创作理念,仇鹿鸣将其概括为“事实而情虚”,大致合理。其次,“谀墓”现象与墓志铭记载的真实性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即使某些文章用了“谀墓”的手法,但也不影响文中所记人和事的真实性。另外,朱东润先生还认为墓志铭受到志石空间的限制,不易有较大的篇幅,墓主的生平也就无法进行详细叙写。本书作者则注意到新出土的墓志铭中有很多长篇,两千字以上的长文也不在少数,而且在记载墓主生平、世系的体系上也较完备,甚至在表现人物心理方面也采用细节描写和对话等方式,既保证了真实性,也增加了文学性。随后作者详细地论述了唐人墓志铭创作观念的转变、叙事功能的拓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书写与情感表达、墓主疗疾过程的展示与人性关怀、唐人最后的嘱托与丧葬观念等问题,多角度地展示了唐代墓志铭的传记文学价值,论据充分,令人信服。

        书中随处可见的表现作者思路锐利缜密的细节令人叹服。下编第二章依据新出土《何昌浩墓志铭》研究李白晚年的交游和行踪,在已有学术成果上后出转精。《何昌浩墓志铭》于2005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此前已有学者据之纠正了前人对李白赠何昌浩诗的许多误解,认为《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作于至德二载(757)秋,另一首《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也是同年所作。本书作者却敏锐地发现两首诗的风格和诗中所显示出的作者心境有很大差异,不像是同期之作。由此质疑入手,作者详细考察了李白这一时段的行踪、何昌浩的仕历和行踪、两首诗的创作地点等问题,对后一首诗的创作时间进行了重新判断,认为应当作于上元二年(761)。这一事例体现了作者擅于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细读精思,对前修未密之处进行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使研究成果更加精确,所得结论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对文学研究本位的谨守彰显出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胡可先教授在《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就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的关系论述到:“(研究出土文献的)目的不是对与唐诗有关的出土文献本身的解读,而是通过出土文献的解读,进一步对产生出土文献的唐代社会与唐代文学这一世界的解读,通过出土文献这一新的载体而对于唐代文学的原生状态与发展情况进行深层的拷问。”与胡先生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诗学一致,本书的学术目的也不仅限于准确解读出土文献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唐代的传记文学观念和创作面貌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书中无论是学理上的宏观研究,还是考证上的细微辨析,无不紧扣唐代传记作者的生存情况、创作理念、创作特色和作品价值等文学性问题。

        作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但在论述过程中常用的做法却是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参照或联合运用,或者用新出文献纠正传世文献的错误,如第三章在论述唐人墓志铭创作范式的转变与人物形象的凸显时,就充分利用了新旧《唐书》《全唐文》和《樊川文集》《韩昌黎文集》《张说集》等传世文献来与新出土文献联合论证墓志铭演变过程中文学性特点的逐步强化,文中观点因为佐证材料丰富而更加可信,同时也可以使读者打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界限,更为充分全面地了解唐代文学家生活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单位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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