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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网上文谈

    王松:我和我过去的经历和解了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8 版)

        王松,祖籍北京,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汞》《双驴记》等,长篇小说《寻爱记》《爷的荣誉》《烟火》《暖夏》等。有长篇小说单行本和个人作品集等数十种。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在女儿眼中,天津作家王松小时候一定是“科学小怪人”:喜欢的刊物是《飞碟探索》《科学实验》《奥秘》,自己动手做气象预报装置;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帮物理老师做测量电容器的“电桥”教具;在插队的农村无师自通地修理露天电影放映机……他对接触的一切感兴趣,迷恋音乐、相声、导演,大学时担任小提琴手,还是西乐队的队长。

        但所有这些都不敌他对文学的热爱。小学一年级刚认字,他就开始读小说,即使当导演的那些年,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会先来一句:“我是作家”。

        王松近三年完成了两部长篇:《烟火》和《暖夏》,被评论家认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到新中国成立,跨越一百余年。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暖夏》以当下农村的脱贫攻坚为主要表现内容,又有所超越,将宏大主题融注于乡村生活的日常叙事,以民俗曲艺的笔法腔调讲述乡民的人生故事,使得作品生活底蕴深厚,为新时代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新的范式。

        从过去尖锐阴冷的后知青小说到寻找到合适的调性,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和变化?2021年4月中旬,中华读书报专访王松。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电脑的?

        王松:1990年。我是天津作家里第一个用电脑的,那时候是PC机,软件是WordStar,286都算高级。我找来一个软件练指法,像弹钢琴一样学五笔,半天背字根,一天一夜指法就练熟了。到1992年,打字就相当快了,手指在键盘上像风一样刮来刮去。原来用笔写作,脑子等着手;进入电脑时代,是手等着脑子。不过现在不如原来快了。当然,如果用一般的标准,还是不算慢。

        中华读书报:每次写作都扎扎实实地采访,以您作为小说家的丰富经验,是否想象力加经验就可以完成作品?您会从网上搜索相关的细节和内容吗?

        王松:屏幕永远代替不了双腿。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是微风还是刺骨的寒风,潮湿的风吹在脸上的气味,脚在地面平踩还是在硌脚的石头上……这些细节在屏幕上是看不到的,就是看到了也体会不到。当然,体验生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间接的是获得的资料,而你真正写出来的,还是直接的经验。一个人如果从来没走出过书房,对现实生活知之甚少,知识再丰富,也写不出来。

        今天的网络写手,他们的优点在于提高了小说的文字、语言的品质,使语言鲜活了。今天为什么网络用语最多?是因为它充满了活力。有出息的小说家希望自己的作品形象生动,追求语言的弹性、速度、色彩,软硬,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网络作家则把语言又往前推进一大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小说做出的贡献。网络作家存在的问题,可能是生活阅历的问题,生活阅历决定生活经验。

        中华读书报:小说叙事用了拓朴学。很少有人用数学的思维方法写小说。

        王松:当年我学数学,后悔了大半辈子,本科四年像蹲大狱,毕业时才觉得被释放了。现在我才明白,大学不是学知识,学的是思维方式。

        中华读书报:数学系毕业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王松:插队的时候,我在农村每天做两件事,一是读小说,一是做数学题,像猜谜一样,当消遣。考上天津师大数学系,才发现学数学是很痛苦的事,每天就待在图书馆看小说。

        1982年大学毕业,我才开始想写点东西,那时候写作没想过要发表,也没想过以后当作家,就是写着玩。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对突然涌来的西方的文学思潮、尤其是哲学思潮感到困惑,觉得自己怀疑一切,连我喜欢多年的天文学概念也开始怀疑。

        我的第二个中篇是《地球迪斯科》,一看书名就知道当时浮躁、混乱的心理状态。1990年以前,我自己感觉写了不少,但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出好作品。所以我特别佩服现在的年轻作家。

        中华读书报:那您觉得什么是“像样”的作品?

        王松:好小说应该有一种腔调,那时我还没找到自己的腔调。比如讲一个故事,是用粤剧、豫剧还是河北梆子?用广东粤剧来唱杨三姐肯定不对。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腔调,每一个故事也都有适合于它的腔调。一个作家走向成熟、写出好小说的前提,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我有这个意识,但一直找不到,很苦恼。我那时候喜欢影视,就去当导演了,也是玩儿,做了六年。

        中华读书报:重回小说创作顺利吗?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了吗?

        王松:1998年我又开始写小说,东撞西撞,自己感觉跟过去比,似乎像点样了,但没有太大长进。这年底,我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连住院带养病,有一年多时间。2000年重新开始写东西时,我突然觉得找到自己的腔调了。从中篇小说《阳光如烟》开始,陆续写了《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评论界称为“三红”),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视角和叙事方式,感觉创作开始顺畅起来。2006年,我开始进入后知青写作阶段。

        中华读书报:如何理解“后知青”写作?

        王松:这个概念是评论家说的。我1975年插队,是年龄比较小的知青。和前辈作家写知青题材的作品不一样,我的知青生活,今天想起来都是痛苦的回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也不好。今天想来,其实这是当年城乡之间矛盾的一种体现。当然,也有这个时期的知青自身的问题。

        我写了一大批知青题材的中篇小说。我觉得中篇的长度、体裁对我来说都很合适,故事能伸展开,人物的双边关系建立,可以构成非常饱满、完整的故事。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写十多个中篇。

        中华读书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王松的创作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境界。

        王松:敬泽主席这么说,我特别高兴。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这两部作品的创作状态都比较轻松,一是找到了适合的腔调和语言,一是我发现,我思考问题和讲故事的方式,跟过去又不一样了。

        《暖夏》的故事早就有了,但一直没动笔。后来准备去赣南采访写报告文学《映山红,又映山红》时,一次施战军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如果把脱贫攻坚和挂职的经历结合起来,写一部小说怎么样?我当时觉得脑子里轰地一下,立刻就打开了。

        我回想挂职时所看到的,听到的,觉得现在的中国农村和柳青写《创业史》的时代有相近的地方。《创业史》是写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合作化道路,从小农经济走向集体经济;今天的农民又在走合作化道路。但那时是上面推行的,现在是农民自发的。中国乡村七十多年,从纵向看,是螺旋式的,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其实不是。写《暖夏》时,我把人物故事连同人物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都建立起来了,但就是还一直没找到腔调。

        中华读书报:后来又是怎么找到叙事腔调的?

        王松:说起来有意思。那段时间,我经常和施战军通电话,他问我小说进展怎么样了,我们也经常聊《创业史》。

        施战军是《人民文学》主编,但同时也是评论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一方面是站在编辑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是评论家的角度。他给我的两次提醒都很关键。我准备去赣南采写报告文学《映山红,又映山红》的时候,他提醒我把脱贫攻坚和挂职结合起来写一部小说;后来他又建议我,是不是在写这部小说时,发挥对天津传统文化熟悉这个优势。我觉得一下找到了感觉。原来的《暖夏》构思,人物和故事就像罐里的茶叶,仅此而已;现在有了文化因素,小说的味道和颜色一下就都变了,这茶就泡开了。

        小说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接触生活是不一样的。我这次以双重身份在赣南行走,特别注重扶贫的一些细节问题,希望从大事件的缝隙里打捞人性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细节在作品中的意义?

        王松:细节是小说的生命。小说写得可信不可信,就用细节说话。我写小说很规范,当年是从一两千字的小说开始写的,然后才是中篇、长篇。我对人物、对细节的刻画就是从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一部好的小说必须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满意细节。

        中华读书报:您是一位特别认真踏实的作家,《红》《映山红,又映山红》《暖夏》等很多作品都是深入生活完成的,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和细节也确实活脱生动。能具体谈谈《暖夏》吗?重回插队的地方挂职,和过去写知青小说时的状态有何不同?

        王松:其实挂职三年,也不都是愉快的经历。前面已经说过,当年插队的时候,实际我们面临的是城乡隔膜的问题。我写的知青小说温暖的很少,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写《暖夏》,却饱含感情。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和当年插队的经历和解了,现在是站到新的思想高度和在新的精神层面看这段生活了。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还会写知青生活,但肯定和《双驴记》不一样了。

        中华读书报:《双驴记》令人深刻地感受到特殊年代的暴力和冷酷。过去您的小说,无论农民、知青还是动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冰冷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客观冷静甚至尖锐的笔触?

        王松:“文革”发生时,我父母都关在牛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总是被人歧视,无论在哪个环境都被排斥在外,养成了内向、不爱接触人的性格,注定了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的风格。

        我曾经对那段经历耿耿于怀。写“三红”时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思考方式把经历写出来,但今天不会那么写了。毕竟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高度、深度、角度和过去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我和我过去的经历和解了。

        《暖夏》之后,我也把两个时代的生活凿通了。

        中华读书报:从某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拯救?

        王松:也许叫救赎。可以这么说,我如果没选择写小说这个职业,现在也许就疯掉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是鲁院首届高研班的学员,毕业时要求每个作家写一句话,我写的是“写小说、听音乐、听相声”。

        有朋友对我说,你写的小说太多了。可我如果不写,又干吗呢?我如果一年就写一篇小说,我能保证就一定比自己现在的小说写得好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特别好看,有一种传奇性,小说叙述在冷静平凡的追忆中隐藏着震撼人心的故事。比如《秋鸣山》中会唱歌的夜壶,几个人为争夺夜壶明争暗斗;《哭麦》的故事则更为传奇。

        王松:我自己认为,再怎么传奇,必须自圆其说,不然成魔幻小说了。基本上我的小说写完了,没有人提这个问题:可能吗?尽管是传奇,我不让它飞得太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我也喜欢,但不想让自己写成那样的东西,不让自己的故事没有根基。

        中华读书报:《烟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小说渗透着浓郁的天津文化,尤其是天津特有的曲艺文化。

        王松:从一开始,我为这部小说定的视角就是市井。天津是一个很具体的城市,既然具体,也就充满生动的细节,而这些生动的细节也就构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烟火气,同时也构成了天津人从骨子里渗透出的那种独特的性格。

        从故事的百年跨度讲,用宏大叙事的写法更容易一些。但我觉得,这样容易写可能无暇顾及细节,无法体现这个城市的独有魅力。所以我还是宁愿把笔落到具体人物的具体性格和细节上,如同绘画的工笔,力求精准,而不是用泼墨的方式去写意。我相信,这种写法同样可以追求大的气韵。

        中华读书报:您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小说中常会有些若隐若现的神秘事件,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致。

        王松:讲故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生活中可以发现,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有的人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讲得惊心动魄,但有的人讲述就平淡无奇。因为表达方式的特点不同。小说家也一样。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大病过两次,但是都未影响写作?

        王松:对。还有一次是从戈壁滩回来,发起了高烧。那次住进医院,一天就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当时在重症监护病房,我的病床靠窗,每天看着窗外的行人,内心特别平静,觉得这个世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从ICU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女儿,赶紧回家给我拿电脑,一边输液一边打字。就这样,我写完了《流淌在刀尖的月光》最后一章。

        中华读书报:写作已经成为您的生活方式。

        王松:是啊,我对家里人说过,什么时候看我不写小说了,我也就差不多了。我特别佩服王蒙,八十七岁了还在创作,还能激情地说“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纺织编织你们!”这才是真正的作家。就像电影人,你不拍电影,凭什么叫电影人?小说人不写小说,怎么叫小说人?

        我热爱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不写,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每天打开电脑,这段时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物就从屏幕里出来,和我对话。有时候,他们扭头就走,我只要跟着他们,把他们说的做的记录下来就是了。写累了,就听一听音乐,或听听相声。天津在固定的时间,有三个电台会同时播相声,这在全国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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