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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百多年前的《晨报》“劳动节纪念”专号

    郑学富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4 版)

        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初名为《晨钟报》,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官方报刊,李大钊曾撰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1918年12月改名《晨报》,次年2月,改组第七版副刊,聘李大钊任主编。《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都曾为其主笔。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总编辑陈溥贤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过特殊贡献。1919年5月1日,《晨报》在第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劳动节(龚育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这天的专号一共刊发了五篇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贤,字博生,笔名渊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著名报人。陈溥贤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6年回国,和李大钊一起进入了《晨钟报》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在李大钊的协助下,他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含义。他在《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的字。李大钊是我国最早宣传劳动节的知识分子。1919年3月9日,李大钊深入唐山煤矿实地调查工人生活状况,撰写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刊登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他充满希望的预见,“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原名高水浩,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读书好学,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是由私有财产、私人企业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或做工,或教书,或当官,或当记者,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早点想个法儿,免得河翻水滥,措手不及呀。”

        《晨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特殊贡献。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晨报》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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