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盐业

    扬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真正的“盐城”，但它不是生产食盐的城市，而是管理盐务的城市。自从汉代的刘濞在广陵煮海为盐之后，盐业就一直是扬州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中西书局出版的《圆明园丛书》中，有一册法国人埃斯凯拉克·洛图尔的《中国和中国人》（LaChineetlesChinois），这是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的一个亲历者的回忆录。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谈，那么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还算是西方人企图认识中国的一个文本。全书分为五章：中央政府、文职官员、行政管理、国家财政、军事状况。在第四章《国家财政》中，作者写道：“盐业经营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收入来源之一。似乎马可·波罗就曾强调过这一点。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时期，盐业就已经存在。在清朝初期，这个行业的垄断在一段时间里被取消过。”实际上，中国的盐业当然比马可·波罗知道得更早。

    这位法国人说，中华帝国各地都有盐场。在谈到盐业管理机构时，他特别提到了扬州：

    盐运司，或叫盐院，下面有四大盐业总管机

    构，它们分别位于直隶的天津，江苏的扬州，浙江的杭州，以及广州。盐运司收取经营租金，盐运司的官衔为从三品。盐运司下属有盐道，驻天津，盐运使同时兼盐道。盐运使配有一名盐经历，一名库大使，和一名盐知事。

    早在明代甚至更早，朝廷就已把盐业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司设在扬州，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盐业主要是靠盐商去经营的。扬州的盐商在明代中叶，以山西、陕西的商人为主，然而很快就让位给了徽州的商人。徽商与扬州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学者曾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这种历史渊源，至少追溯到明代。应该说，徽商是继晋商、秦商来到扬州的最重要的商帮。明代后期，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陕人和徽州人还能平分秋色，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就成了扬州盐商的主流。

    扬州盐商的巨额财富是利用朝廷给予他们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他们兴盛于此，也衰败于此。因为倚靠特权的庇护，所以徽商具有半官商的性质。盐商的大量财富成了国库的主要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朝廷的经济命脉，所谓“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在康乾时代，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以晋商为主的山西票商，以粤商为主的广东洋商，形成了东方世界掌握财富最多的三大商人集团。

    但是，扬州盐商的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找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那种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当东方最富有的徽商用大量白银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英国的瓦特正致力于改进热效率较低的牛考曼蒸汽机，不久西方就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飙。

    徽商与晋商、秦商在文化和消费的理念上，有很大不同。一般说来，晋商、秦商比较节俭，而徽商比较奢华。徽商在一掷千金的消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精致文化和繁荣的消费市场。因此，徽商的影响几乎遍及扬州文化的方方面面。因为徽商的口腹之欲，才产生了扬州菜。因为徽商的声色之需，才产生了扬州戏。因为徽商家的装饰需要，扬州玉器业和漆器业才得到高度发展。因为徽商们的安居需要，扬州建筑术和造园术才达到巅峰。这些文化艺术样式，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不管它是烹饪，是戏曲，是工艺，是园林——都因为徽商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奢侈需求，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美起来，从而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文化艺术遗产。

    盐商在事业成功之后，也热心回报社会，兴办公益事业，如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桥路修造、水上救生、慈善救济等。现存的扬州梅花书院，创办于明中期，后由徽商马曰琯出资重建。扬州纪念欧阳修的欧阳文忠祠、祭祀南宋李庭芝和姜才的双忠祠，以及江淮名刹重宁寺、观音寺、法净寺等，均由徽商出资修缮。如今名闻遐迩的国家级名胜游览区瘦西湖，以及城市山林个园、何园、小盘谷、街南书屋、汪氏小苑等，都是盐商在扬州留下的杰出建筑。徽州与扬州有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主要因为扬州盐业的缘故。

    洛图尔在《中国和中国人》中说，英国人曾经希望向中国出口食盐，同时向中国缴纳一定的费用，但被中国朝廷拒绝了。这大概是当时朝廷所做的少数有骨气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