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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走进历史的历史学家

    ——怀念张传玺先生

    孙家红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5 版)

        张传玺先生

        2月27日临近正午时分,汝富师从上海发来短信,告知张先生走了。随后又接冠梓老师电话,获知先生临终前思维一直清晰,并未受到多少苦痛。同时得知,当天恰是老人94岁生日。虽然人固有一死,张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早已把生死看得通透,且以年近期颐离开人世,并不能算作十分悲伤之事,但由于疫情影响,一年多来始终未能登门拜谒,竟于久久悬系中忽接噩耗,难免椎心遗憾。

        回想二十年前第一次拜见张先生,同样是在阳春三月。当年来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受汝富师委托代呈一册《中国会计史稿》给先生,于是电话预约到蓝旗营张府拜访。短暂交谈中,先生询问了一些学习和考试情况,殷殷勉励,并赐赠一册《简明中国古代史》最新印本。记得当日斗胆向先生汇报,考研复习的主要材料便是其主编的两册《中国古代史纲》,而且是在跳蚤市场上偶然买得。作为一名仅有高中历史功底的跨专业考生,藉以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北大深造,可谓三生有幸。后来慢慢知道,《中国古代史纲》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统编教材,因其系统完整、简明扼要,很快风行全国。粗略估算,数十年间从张先生主编教材中获益的各界读者当以百万计。

        自2001年进入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到从事博士后研究,乃至出版专著、工作就业,几乎每一步人生转折、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先生的循循善诱和无私教诲。二十年问道从学,弹指一挥间,值得记忆和怀念的故事太多,尽管历历在目,却注定无法一一记录。内心的感激似波涛翻涌,亦难尽以言宣。暂撷几朵思想的浪花,以表景念之情。

        严格来讲,张先生于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导师关系,学术上至少相隔一个代际,且在我来北大读书以前,已经退休多年。但来京后,一直和先生保持较多联系,并因住居不远,常得近水之便。先生每有新作出版,往往有幸成为最早一批获赠者。记得前年某日到张府拜访,出版社尚未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样书送到,先生则直接将手中一册校本慨然相赠,并详悉讲述了书本背后的故事。

        屡次奉召登门,除了向先生汇报个人近况,介绍学界新闻,更是问学求道的绝佳时机。印象中,每次到张府拜访,先生工作使用的阔大八仙桌上都积满手写稿件。有一次,他拿起新近撰写的一篇,先是讲解一段山东海曲盐官历史,接着介绍起日照丁家。自晚清丁守存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亲自押解洪大全到京,获得朝廷嘉奖,开始兴旺发达。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便出自日照丁家。先生年幼时,曾在丁家举办的学堂上学,并与丁家几位小姐、公子同学,虽经济条件存在差距,但彼此交往和谐融洽。1949年前后,丁家人花果飘零,遭际各异,但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令人不胜唏嘘。

        拜访张先生,经常为其渊深如海的学问所折服,而其思想之理性兼容、待人之和蔼可亲,更如海洋般宽广无垠,包纳百川。故于我而言,每每如沐春风,满载而归,就像享受一场场学术盛宴,而且不时会有意外收获。有一次,与先生谈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作为契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市面上早已绝版,一书难求。先生说,契约史还有很大研究空间,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等专业问题也很值得深入。比如古代契约中特有而常用的计数方法——苏州码,它的生成演变和传播消亡的历史就很值得研究,但似乎少有学者注意及之。随后,先生现场演示了苏州码的书写规则和识别技巧,相当简便快捷,足以使一名白丁在三五分钟内掌握要领。

        彼时先生正在从事两项相关研究:一、结合家传契约文献,对中国契约史和买地券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二、对《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进行修订补充,以求全面贯通中华数千年契约历史。作为相应研究成果,2008年《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三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后一计划,本人有幸略尽绵薄,贡献百余份旧契原件,供先生采择。在这部280万字的皇皇巨著出版时,先生已是88岁高龄,且书稿校订工作全赖一人完成,丝毫不假他手。然在书籍扉页上,先生还是坚持将相关人员列入名存实无的“编委会”。本人屡辞不获,亦忝列其中,除了再次蒙受先生恩典,对先生之博大无私感佩不已。

        多年追随问学过程中,听张先生讲过不少学林掌故。记得2007年秋冬之际,北大将著名的三角地信息栏拆除,颇招物议。我亦感慨系之,写了一篇小文《论北大三角地的拆掉》。由于文中列举1978年先生为翦老平反,亲自到三角地张贴大字报的例子,故将之呈给先生批评。就在那次交谈中,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大字报底稿和中央批复文件,详细讲述了翦老平反过程,以及当年翦老遭受的错误批判。先生还提到,众所周知,当年翦老被批判后,他作为翦老的研究生,压力很大。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翦老曾经面授机宜,指示批判策略,助其过关。多年以来,先生特别感动于翦老的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身经百战的民主人士,自知劫运难逃,却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

        1976年文革结束,乍暖还寒之际,先生便开始为翦老平反奔走呼吁,最终在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支持下,翦老获得完全平反。大约与此同时,先生着手搜集资料,希望以一部传记完整展现翦老的革命一生。1998年翦老诞辰100周年之际,《翦伯赞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8年作为翦老诞辰110周年献礼,600万字10卷本《翦伯赞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得问世。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整理工作,竟然由一位不会使用电脑、年逾耄耋的老人,在数年之间倾一己之力独立完成。

        1957年张先生考取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但因中苏关系恶化,毕业时学校统一未授学位。尽管如此,先生的史学才华早已脱颖而出,1951年便以文德中学教师身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文,讨论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问题。1961年,先生毕业论文的前两章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刊出,发1949年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研究之先声。留校任教后,先生长期担任翦老助手,跟随翦老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全程参与《中国史纲要》编写工作。然据先生亲口讲述,他的学术创作力基本是在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迸发出来的,短期内撰写了大量论著。此后四十余年,先生的学术贡献始终没有停止。直到去年疫情较为严重的5月,还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论语》的论学书简。

        张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弟子,学术上深受翦老影响,又能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先生一生,除在秦汉史学领域多年深耕,取得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所主编的中国通史教材广受欢迎,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外,其他大量学术成果更是辐射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民族史、契约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众多专业领域。对此,北大历史系所发“讣告”中的评价恰如其分:先生很多著作代表了“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先生之学绝非狭义上的“考据之学”,亦非仅仅局限于史学领域。其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往往有宏阔的时代社会背景,兼具理论和现实关怀。记得有一次,略为唐突地向先生发问:您作为翦老弟子,怎么看待钱穆先生的史学?先生回答说:钱先生的史学成就很大,也很有影响,尤其《先秦诸子系年》等书,直到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钱先生《国史大纲》中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其实与翦老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心意相通的,只不过一个在明,一个也许在暗,有时难免被人误解或忽略。另方面,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他是否能够提出或掌握某种史学理论,以及史学理论的水平高低很有关系。从这一点看,翦老的史学研究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钱先生的史学路数存在不同。

        然而,尘归尘,土归土,人类在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中,既是历史的看客,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并最终都将成为历史。正如先前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那样,先生作为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大家,业已走进他所钟情和热爱的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注定成为20至21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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