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致胡适谈红二信分写于两地两年
吴晗致胡适“二十九日信”写于1930年6月29日，在上海中国公学或其住所；“二十八日晚信”写于1931年4月28日，在北平燕京大学旁的“海甸吉祥胡同五号”住所。前一半是我的管见，后一半是马先生的成果。而我的管见也是靠着马先生提供的材料和引发的思考，才愈加确认。两信看似都是谈红，每每被同举并列，实为分写于两地两年，地距千里之遥，时隔十月之久，两信中透露的写作信息各有特点，迥不相侔。以往之所以不能确认，可能是因为话题相同，有个两信必写于一地、时隔不久的思维定式，以一封信里的证据去涵盖另一封。若各执一端，便发生抵牾，以致困惑。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此我欣欣然接受马先生对后信时间的指谬。但仔细想来，前信时间仍有未妥之处，所以还要坚持自己一半的原说。若将吴晗二信分而置之，便两全其美了。
（详见5版）
“莎学泰斗”方平
方平于1989年退休，依然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方平静下心来仔细研究，用心去发掘原作的真正价值。他渴望实现一个梦想——以诗体呈现《莎士比亚全集》。关于诗体的莎翁译作，孙大雨、卞之琳、吴兴华和方平本人都先后出版过，但诗体版全集译本还从未有过。1993年，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莎学会议上，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亚民得知方平有这一宏愿，恰好可以纳入该社的“世界文豪书系”中，于是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方平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感叹终于遇到了知音！在古稀之年，方平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他自己翻译全集中的绝大部分，约请另外7位翻译家完成余下的作品。他把“前辈翻译家看做一位可尊敬的竞争对手，务必要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上再跨出一步”。
（详见7版）
让权威通俗党史读物“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于2020年11月正式出版，出版5个月来，产生了一定反响。有专家说：“《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为庆祝建党百年党史普及读物怎么写，带了一个好头。这本书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通俗作品的表达。立意高，故事性很强，是一部新时代大众化普及化优秀读物。”有读者说，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专业人员不觉其浅，普通大众不感其深。一位84岁的老军人说，他很多年没有这么认真坚持看完一本书了，一天看三四个小时。还有一位大庆读者说：“这书写得真好，简单易懂，普通人都能看明白，不用费尽脑筋去猜。我之前看的都是野史，没有官方定论，搞不清真假，看完后人生观都变了。”《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虽然内容通俗，但其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现实性都较强。我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百年党史进行再研究、再学习的过程。
（详见9版）
是“祭祀坑”还是“灭国坑”
有人认为三星堆文化失传，人群不知去向。其实三星堆文化仍残存于三星堆当地。前面所引范宁注说得很清楚，要灭一国，他们的君主和神灵（宗庙社稷）是绝对不能留的，而土地和人民则可以占有，即所谓“就而有之，不迁其民”。因此三星堆王国的子孙，起码有一部分就在当地。他们的生活中还残存着先人的传统。在三星堆所在的四川广汉地区，有一种特殊的习俗。在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十二生肖之俗，在广汉地区则变成了十属相，即以甲、乙、丙、丁十天干为十个属相。此正与三星堆出土的九鸟神树相关。研究者认为，九鸟神树与《山海经》记载的十日“皆载于乌”的传说有关。九鸟代表九个太阳，栖于扶桑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大荒东经》）。因此树上常有九鸟（日）。所谓十日，就是甲、乙、丙、丁十干，商人以此记时。因此广汉地区属甲、属乙之俗，正是三星堆人崇拜太阳和以十干记年习俗的残存。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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