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舒新城谈健康

    《健康与人生》有一个副题“健康通讯第一集”，是“新中华丛书”中的一种，还有个副题“健康问题汇刊之一”，可见都是为报刊撰写的文章结集。该书由舒新城著，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三十七（1948）年6月初版。

    此书目录中开头是《致读者的公开信》，类似序言。作者开宗明义：“读者诸君，《新中华》主编要我于本期起担任健康通讯的笔政，曾写了一阵子，又搁下去。其理由是，一方面健康的问题在我国今日已是民族生死关头的问题，有心人尤其中年以上的人，从常识上都可以感觉到，从数字的统计上也可以见得到。我已由中年而进入老年的境界，且自己生过几年的病，家中也常有病人，对于健康的重要自然感得着，见得到的，把我自己病中的痛苦经验和健康恢复后愉快心情和大家谈谈，自是很乐意的。可是在又一方面，我不是治疗的医生，也不是卫生学专家，对于医药和健康，虽然为着自己和家人的病而勉强读了一些关于此类的书籍，勉强使用一些不违科学的方法，使自己从病魔中解放过来，恢复健康的经验虽然是我个人从苦难中得来，但也并不是什么独得之秘”。

    所以，作者就把这些经历和想法在杂志上连载，形成这部专著。这部书在健康方面涉及的内容甚多，它从“我的生活”开始，有养生之道、食物与健康、谈自然疗法、睡眠问题、自卑感和精神健康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最后是“健康与人生”一章，对全书归纳性总结。他写道：“今年以来，我的体重虽然只有百十二磅，但每日能经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有时甚至一日达十五六小时者也有。然而我能用最简单的营养卫生方法，使身心保持平衡而不生病，从前的苦闷之感一扫而空，对一切都感到有希望而乐观”。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也对读者有借鉴意义。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幼年入都鄜梁学院，十五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堂。在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英语补习班学习时，由于家境贫困，常在黄鹤楼前摆地摊卖字，以弥补学膳费用。后来从高师毕业，任教长沙兑泽中学和福湘女学，看到学校无理开除学生，极为愤慨，写了《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和希望》，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因揭露学校的种种问题而被迫辞职。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因抨击时弊而被当局勒令停刊。他竭力推行美国柏克赫司特创始的“道尔顿制”，废除旧班级制、课时制，实行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由教师担任指导，学生按兴趣自行支配时间，选择相关内容自由学习。还到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三十多所学校进行演讲。他的这个推广计划，被教育界保守人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放任自流，在实践中受阻而告失败。

    1928年，因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出任《辞海》主编，后任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在编纂《辞海》中，涉及“一二八”“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等条目，书局主事者迫于日方压力，要求删去，舒新城坚决顶住，坚持不改。《辞海》上下部先后于1931年和1932年出版，成为中国现代较为完备的一部辞书。

    1947年，他与同学许彦飞、陶菊隐等在上海以开设“豆蒄菜馆”为名，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地点，陈虞荪等地下党经常在此碰面商量工作。解放前夕，他接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在万般困难处境下，依然对职工说“不迁厂、不裁人、不减薪”，安定了人心，以及调回了在港资金，为迎接上海解放、接管书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他将在《大公报》的连载文章，结集为《我是怎样恢复健康的》一书，这是他的第二本谈健康的专著。他曾回忆：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幼年因扁桃体肿大不时发高烧。二十岁离开农村，为生活奔波国内外三十余年，虽常有肠胃病、失眠症及其他小毛病，住过三次医院，仍能带病工作，不感到病的可怕，自然也不感到健康之可贵。从香港返回上海后的半年间，体重却由一百四十五磅，锐减至九十八磅不到了。所有慢性病如便秘、口破、眼花、手颤、心悸、失眠等不断发生，勉强执笔，写不了几个字，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持。经各种中西名医诊治，一切毛病如故。经香港同难朋友告诉我，应当注意营养卫生的各方面，以期恢复健康，经过一年半时间，以这些健康常识，不费钱不费事地恢复了健康。这是舒新城的经验之谈，也是切肤的真实体验。

    1957年9月，舒新城建议重新修订《辞海》，成立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任主任委员。除了主编《辞海》，他编著甚多，如《教育通论》《人生哲学》《现代心理学之趋势》《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道尔顿制浅说》《蜀游心影》《摄影初步》等。

    其实，从他的一生来看，对健康的醒悟已经有点迟了。他1960年病逝，只活了67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今天，舒新城的健康专著，可以让我们一读再读，引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