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见人，见史，见心

    本书作者李菁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带着录音机走天涯，听各式各样智慧而有趣的人讲述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她不仅为读者呈现亘古不变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还试图带着读者踏入时间的长河，看滚滚历史潮流下个人命运与动荡时代的交织，不经意地用她本人及访谈者的思考，引起读者深思，看到人物的多面性，以及左右时代的思潮与政治。

    书中记述的二十多位中外人物，大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痕迹。有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司徒雷登，贝聿铭，吴清源；作家齐邦媛、王鼎钧、萧红；出版人王芸生、陆费逵，学者及文化人叶嘉莹、黄永玉、周有光、唐德刚、张伯驹等；也有不容忽略，却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例如美国记者白修德，将哈尔滨从鼠疫中解救出来的医生伍连德等等，还有十分奇离，超乎小说家想象的真实故事。不谙中文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嫁给中国抗日将领谭展超的意大利女子贝安加——她曾将自身间谍经历写成畅销书《鸦片茶》。

    2000年代初，大量的个人回忆录出版，这是历尽艰辛，晚年得以痛定思痛的一代人对自己、对子孙，对历史所做的交代。苦难产生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开辟了口述历史项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开启“民间历史”项目。周刊关注知名人士，我们希望采集普通人的记忆，均应时而生。时不我待，2005年，李菁采访了溥仪的妹夫，他毕生的好友润麒，两年后去世；同年采访报人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次年逝世；幸运地，她在唐德刚、周有光等人离世前采访了他们。

    中国近代史，几乎是一部苦难史，安居乐业的岁月不多。1906年出生的周有光，一生之中经历过三次倾家荡产，曾祖父曾为常州第一代实业家，兴建了许多布厂、纱厂。19世纪中叶，历时2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工厂全部被烧光，曾祖父投河而死。之后数十年间，家族好不容易重新积攒的财富，八年抗战后，一无所有。周有光在重庆时，一次出差回来，办公室被炸平；回到家，只见一片废墟，家人生死不明。四年内战之后的安稳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文革来了。周有光先挨批斗，后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几年后回到家中“发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了”。

    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听到长辈曾经生离死别，曾经富贵，又一无所有，难以置信。这一代人，希望也是未来的无数代人之中，绝大多数没有什么令人扼腕，为之伤心落泪的人生故事，何其幸运。

    李菁带我们走访了史迪威的故居，听她和将军后人倾谈，听到的是史迪威的中国情结和中国缘。1911年，28岁的青年军官第一次来到中国，到1944年黯然离开，五度来中国，在此一共度过了12个年头。1921年山西发生饥荒，为赈灾，美国红十字会将史迪威从陆军中“借出”，负责修建一条131公里的公路。他指挥一万多民工，被他们的刻苦、乐观、诚实和友善感染。了解史迪威早期在中国的经历，看到了一个与我原来印象中不同的史迪威。

    本书的迷人处往往在于那些出乎意料的细节。辟如史迪威去世后，一位中国老人前来悼念，竟然是冯玉祥；萧红与鲁迅夫妇交往的细节中，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鲁迅；想不到贝聿铭的夫人也是一位专业人士；黄永玉一边挨鞭子，一边数着：一下……一百下……

    作者讲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窥见他周围的人和事。让时光倒流，历史的场景重现。我们对人性，对社会，甚至对政治与经济多些了解，而对某个人物则不必盖棺定论。

    口述历史的采访及写作者，必须是一位倾听者。能够听懂对方，才能交流，从而抽丝剥茧引出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本书的每个篇章乃作者查看许多资料而写成。行万里路，读百卷书；也快乐，也辛苦。

    李菁也从出版物中采集素材，编撰人物的故事，其中一位是抗战期间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文章回答了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抗战时期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看法为何犹豫不定？跟随白修德的足迹，很容易看到西方对蒋介石政府失望的原因乃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不由人想到，如果当年有他这样背景的记者，常驻延安，深入了解整风运动，又会如何报道呢？20年后，重返中国，白修德旧地重游并见到他崇拜的周恩来，发出的一番感慨，意味深长。1980年，将近半世纪后，《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再版，病榻上的王芸生在出版序言中加上“国无常仇”四个字，那是历史尘埃落定后的彻悟。

    阅读这本书，像是观看以民国为背景的舞台上一出出戏。大幕落下，回味无穷。“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书，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名誉；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齐邦媛的这番话，是抹平创伤，洞察世事的智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