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别

    江淹《别赋》开篇叹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他说的“别”，主要指“生离”，古时交通落后，远离就很难再见。“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现在交通发达，即便远隔重洋，乘十几小时飞机就能见到，说不上“黯然销魂”。然而，“死别”却永远不能再见。无论到什么时候，科学怎么发达，也不可能起死回生，再见一面！

    我悟世太晚。五十年前，26岁，即1971年3月28日早晨六点慈母咽气之前，几乎不明白什么叫死。

    母亲去世前一天夜里感觉不好，我和父亲找车送她到协和医院。医生给她打了针吗啡，沉沉睡去。一夜醒来，好些。来探视的邻居大妈却预感不好，让我问妈有什么事交待。她说没什么事，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但晚上喉头开始堵痰，咳不出来，只能喘着气又咽下去。越咳越响越难受，我在她身边，恨不得替她承受这难忍的痛苦。甚至像鲁迅在父亲死前那样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实在是为了最亲爱的慈母少受些罪……

    慈母痛苦难耐的时候，突然对我说：“我要死了……梦……梦阳……你、你、你……”

    父亲听力不好，拉我到一边问：“你妈说什么？”

    我痛哭流涕地说：“她说，她要死了，还喊我的名字。”

    父亲闻听几乎晕倒。母亲那边不再有话，只有呜呜的声音……父亲又问我怎么了？我凑到母亲脸旁，回头对父亲说：“妈妈哭呢……”父亲一听，瘫蹲在地上，不敢过来。

    医生不得不采取最后措施，拿来了吸痰器，但母亲的嘴始终撬不开。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却坚持着，像在等什么人，又一直盯着我看，满眼全是泪水，我知道：母亲最舍不得分别的是我，最惦记的是她独生儿子将怎么活……

    手表指到六点，猛然间，我看见母亲的右手青白了，很快往臂膊漫延，右嘴角极其痛苦地抽咽出一个洼痕，断气了。

    我懵了，哭不出来。默默地和医生一起送慈母到太平间。出到医院门口，看见昏黄的天空，惊雷般地痛哭起来。

    我觉得慈母没有死，也不会死。她还在某个地方。只要能够再见她一面，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受天底下最大的苦，也要去见。但，这不可能。我悟出所谓“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没了”，再见不到了。所谓化神变鬼，不过是人类不愿承认这一严酷现实的精神自慰。倘若真有鬼魂，真有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和毒焰中，我也将像孩童时那样拥进妈妈的怀抱，乞她宽容孝敬不周之处……

    不可能啊！死别，就是永别。永隔阴阳两世，永远见不到了。

    慈母赵肃慎，河北临城郝庄人。原来家境还好，父母过世后衰落，母亲只得辍学。她终日哭自己的母亲，求管家的哥哥让她继续读书。哥哥见妹妹眼都快哭瞎了，心疼至极，但无力供她上正式中学，只能念不要学费还管饭的师范。邢台女师很有名，但难考取。母亲拼命用功，终于考上了，打下很好的国文底子。然而刚毕业就赶上日本侵华战争，随家人翻山越岭，逃难到甘肃天水，当小学教师。在天水跟当工程师的父亲结婚，生育。

    那时，我们一家随着父亲转，父亲在哪里修桥筑路，就跟到哪里。父亲在天水建桥，我们住在天水，我也生在天水；父亲到附近的宝鸡修路，就跟到宝鸡。我生下才三个多月，又成了宝鸡人。三岁时，父亲因技术出色，调到交通部。他先去安排，几个月后我和母亲、姐姐去了南京。

    1951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到福建前线修军事公路，母亲带着我们姐弟过活。我六岁上中央路小学，每天上学成了难事，非要妈妈陪着，上课时妈妈在门口站着，我不断回头看。一次没看见，竟大哭着跑离座位去找妈妈。夜里梦见妈妈走了，哭醒过来。常想：妈妈如果真的不在了，自己可怎么办？只两三个月，用妈妈的话说：“小脸瘦了一圈。”只好不让我上了。半年后，转到鼓楼小学，才慢慢适应。妈妈开始给我讲书，讲的第一本就是小人书《鲁迅的童年》。是妈妈让我知道了鲁迅的名字和他童年的故事。我七岁第一次作文就上了范文栏，妈妈领我去看自己的文章“见报”。望着妈妈的笑脸，我心里乐开了花，知道妈妈希望自己长大有出息。而妈妈对我和姐姐的第一要求是诚实，丢了东西，做了错事，只要不隐瞒，如实说出来就不过分责备。如果说瞎话，不老实，则要狠狠批评。所以我们姐弟自小就不敢撒谎。

    1953年冬天，母亲与三姨接通了关系。三姨催我们到北京来，说她和三姨父已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城里的房子空着，可以来住。于是母亲毅然带着我们到北京来了。

    回想起来，这是母亲一项非常英明的决定。因为那时父亲在福建深山修路，没有固定住处，我们如果跟去，无法安家，更不好上学，就失去了在首都北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1964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必须住校，才结束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这时，父亲已经调到北京，负责市政技术工作，极忙，常不在家。而且长年两地生活，分开已经习惯，倒不太想，想的就是妈妈。得空就往家跑，去看妈妈。

    母亲这时已经退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街道工作。天天自动扫大街，把双职工的孩子组织起来，上她办的免费托儿班。大家都称她“老雷锋”。这样，她更积极了，向街道委员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为了对党忠诚，谈出任何痕迹都没有的事情：在天水教小学时，因为校长是县党部成员，要求老师都加入国民党。母亲害怕失去工作，就随众填了张表。母亲竹筒倒豆子似的全说出来，自以为坦诚，反倒失去街道的信任，给诚实积极的母亲贴了满墙歪七扭八的大字报，说要揭开所谓“老雷锋”的画皮。我在家里说她：你只填了张表，什么事没做就迁走了。哪算什么国民党啊？母亲也说这其实不能算国民党员。我又说她：那你为什么要向街道说出来呢？母亲坦然道：对党对人民就要诚实，什么事情也不能遮着掩着！全说出来心里干净。

    慈母已经“死别”五十年了，她临终右嘴角极其痛苦地抽咽出一个洼痕的表情总在我眼前浮现，不但忘不了，还愈来愈清晰，使我痛彻心腑。只有夜以继日地发狠劲读书、思考、写作，牢记慈母的教导——做诚实的人，绝不说假话，写假文，才能活得好，心里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