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要登山？
上雪山，尤其上珠峰之路是多么艰险，可黄春燕和她那些富豪同行者却长年累月在那里负重挪步。在他们的身后，我分明看到了西西弗斯的影子在。把沉重的肉身和装备推上山巅后，他们不得不赶紧下撤。休整一段后，他们又开始攀爬另一座雪峰，又重复前面的历程。这不正是西西弗斯神话的翻版吗？他们这么做，意义何在？换个角度看，我们普通人又何尝不有些像西西弗斯？世间那么多的波澜，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哪一位有家有口的成年人，不是在负重前行？那些敢于拼搏、不肯放弃的人，能走得比较远，到得比较高，有的还能登上事业的巅峰，成为聚光灯的焦点。可那又如何？
（详见9版）
有形而持久的传统
北大中文系学术最鼎盛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以及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影响。所谓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所形成。北大中文系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有的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学术的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彰扬和承继的优良传统。北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以影响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百年学术》选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上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的54人，始于林纾，终于朱德熙先生，“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而这部由两位系主任主编的文集，也由此为北大中文人借助于“先贤”的代表作来触摸自身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途径。
（详见13版）
《十六国春秋》中的文学史料
在十六国时期的多年的战乱中，民族融合有了很大进展，为此后隋唐的统一和繁荣准备了条件。但在此期间，文化受到很大的摧残，“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越。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自永嘉之后，运锺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惟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魏书·儒林传序》）。文学创作自然也相当凋敝，即使有一些诗文也很不容易保存。只需举一例即足下明了此事：刘渊的接班人刘聪“善属文，著述怀诗百馀篇，赋颂五十馀篇”（《前赵录三·刘聪》，《十六国春秋辑补》上册，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3页），数量甚多，而均已不传。作者地位不如刘聪而作品数量比较少的，保存下来自然更为不易。凡文学作品，首先要写出来，其次要传下来，否则就无从具体讨论其文学史意义。
（详见15版）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地
马克思一生窘迫，在布鲁塞尔的三年更是困难。他和燕妮流亡到这座城市时带着女儿珍妮，很快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女儿劳拉和儿子埃德加——出生了。这使本来就不佳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变得极其恶劣。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资金支持，他们全家几乎难以度日。据说马克思在天鹅咖啡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偶尔还会要一支雪茄。显然他在这里能暂时忘却个人的家务，可以集中精力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成功摆脱剥削和苦难，必须组织起来革命；且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思考，最终落实到《共产党宣言》之中，无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详见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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