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在混沌、艰困、绝境、屈辱的叙述中，写出力量

    如果说，《无土时代》是赵本夫用田园牧歌对抗e时代的一种武器，那么生活中的赵本夫是在用实际行动挽留泥土的芬芳。他选择了在南京郊区安家，家里阳台有200多盆“花”，到了秋天，“花”会结出果来，能长一百多根黄瓜和吃不完的辣椒。

    这是来自土地的果实，也是赵本夫人生中割舍不掉的温暖。在他内心，对故乡、对童年的回忆是根深蒂固的。他喜欢采风，有时一天跑一百多里地，未必是去采访，有时也许只是坐在那里长久地深思。年轻时他曾沿着黄河“壮游”，2005年至2006年，他前后三次奔赴西北，“我去过许多地方，能吸引我一次又一次去的地方，只有中国的西部。无边无际的荒凉和宁静，叫我深深地着迷……置身这片浸透了血迹的荒原，让我感到了时光的苍茫。”后来，他的行走成就了《西部流浪记》。

    在《天漏邑》之后，赵本夫又完成了26万字的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一条本应欢愉自在的“鱼”因生存于“荒漠”之中而愈见其坚韧超拔，赵本夫又一次用作品体现着他的理想主义，更是他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又一次寓言式书写。

    赵本夫坚信“好作品还是要用手写”，一部《荒漠》耗尽了四瓶英雄牌墨水。此前，夫人为了给他打字学会了电脑；后来，是女儿帮他敲字。电脑盲的赵本夫培养出了“电脑通”。虽然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用上了微信，不过总还是会遇见新状况：有一次因无法完成微信支付停车费，被困在停车场，后来别人帮他完成付费才把车开出来。

    面对80后网络写手这些新生力量，赵本夫说，虽然自己并不太了解他们，但他赞成、支持并尊重网络作家。现在是全民写作的时代，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而绝非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荒漠里有一条鱼》和您之前的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写作的契机是什么，能否谈谈您的构思？

    赵本夫：写作风格和之前有一些变化，有评论家说它是现代派作品。还有人说是后现代，说赵本夫搞了一辈子现实主义，老了老了成了老来俏。其实，我写作时并没有刻意考虑这些，只是觉得这部作品只能这么写。写的时候很放松，也很有激情，就写成了这个样子。所谓现代派、后现代派，并不只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观念，了解它并不难。但这部作品的观念仍是植根于东方文化的土壤。文学的背后是哲学，它骨子里的神秘、混沌、包容，显然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

    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大约六万字，叫《涸辙》，发表在《钟山》杂志，那其实是一部长篇架构，就是这部《荒漠里有一条鱼》的准备作品。我意识到这是一部大作品，内容很丰厚，但当时还驾驭不了。我一直放不下，时常在心里涌动。

    这部作品主要想表现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生命的韧性。中国人口不仅今天众多，历史上一直很多，战争、瘟疫、饥荒之后，人口会大幅减少，但一旦社会稍微安定，人口又很快上来，内里显然有一种对生殖的崇拜和对生命的珍视在支撑。这其实也是人类共有的生命宗教。中国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经历无数灾难屈辱，但没人能让它亡国灭种。我爱读历史，也关心当下，常常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生存韧性感动。这几年，中国的发展又遇到很多艰险，人类社会又逢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力量。这就是激发我写这部书的直接动因。

    中华读书报：小说重点描写了以梅云游和老扁为突出代表的鱼王庄人栽树，防风固沙改变生存环境，接连数代不惜一切代价地栽树，有故事原型吗？人们很早就有这种意识吗？

    赵本夫：在整个黄泛区，这种感人的故事和人物很多。栽树改变生存环境，是和黄河一次次决口伴随而来的。栽树可以防风固沙，人们别无选择。你如果到苏南鱼米之乡去看看，村庄、田野里几乎没有树木。因为那里肥田沃土，不需要也不舍得栽树占用良田。他们没有生存危机。但在中原黄泛区，到处都是树木。1985年，我曾沿黄河故道采风，骑自行车跑了两千多里。从苏北、皖北到豫东、鲁西南，到处树木葱茏。

    当然，大规模有计划地植树造林是在解放后，但黄泛区一直有植树造林的传统。比如我家乡徐州丰县，也是黄泛区，是和河南黄泛区连接的，老百姓特别喜欢在家前院后栽树，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树林子，春夏两季，几百米外几乎看不到房屋，都被树木遮蔽了。栽的树木多是当地树种，比如杨树、柳树、槐树、榆树。这些树木不仅能挡风沙，逢灾年还是救命树，杨花、柳叶、榆叶榆钱榆树皮、槐花槐叶，都是可以吃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这些东西我都吃过，吃得全身浮肿。这些树木救过很多人的命。老百姓把每一棵树都当成家里一口人。正是三十五年前的那次跨越四省边界的采风，催生了我的长篇小说《地母》三部曲，这部《荒漠里有一条鱼》最初的灵感也由此而来。

    中华读书报：武二为养活一帮要饭的残疾人，竟然自残耍“花刀”，常把自己扎得鲜血淋漓，一身伤痕。村里人说他在外和人打架，他却从不辩解。写文武乞丐的这些细节，来自哪里？

    赵本夫：这场面我曾亲见。我老家的村子叫赵集，是一座六百多年的同姓古寨，每年有七个庙会，麦收夏种前四个庙会，腊月里三个庙会，延续了几百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庙会可以吸引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数万人前来赶会，干什么的都有，热闹极了。庙会上，我曾多次看到过耍刀耍砖的武乞丐，头上胳膊上流血不止，他们靠这个博人眼球，逼人施舍。武二回到鱼王庄之所以不辩解，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讹人的事，丢人，还不如让人说打架弄伤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老扁这个人物？

    赵本夫：老扁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最难写的。保妻子还是保林子，对老扁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牺牲新婚妻子是一个人，为栽成这片林子却死了一千多人。事实上，选择保哪一个，老扁都会被人唾骂诅咒。我并没打算把老扁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村长，可他曾面临无数困境和无奈。在所有责骂他的人中，“妹妹”梅子是最严苛的一个。但在多年后，终于体味到他的不容易。在她离开鱼王庄回法国前留给老扁的信中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用鞭子抽打别人，也在抽打自己……哥，人一辈子很快，你已经老了。放下鞭子，歇歇吧。你做得已经够多。”但老扁还是不能原谅自己，在草儿溺亡之后，他最终放下林子和他一生的事业，割颈自杀，随妻子去了。他说，草儿不会做饭。

    我只能说，他已经竭尽心力。老扁是一个一生做过无数了不起的事情，却依然泪流满面的人。

    中华读书报：梅云游和泥鳅都爱女人，却是不同的对待。更有鱼王庄的斧头父子，以让女人生子为职业。您怎么看待这些男人？

    赵本夫：这几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梅云游是一个浪荡兼浪漫的巨商，他有钱但不攀附权贵，吃喝嫖玩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很逍遥，也没觉得伤害过谁。但撒哈拉大沙漠死里逃生，让他浪子回头，反省自己过去活得像个畜生，于是开拓了一项伟业。

    梅云游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泥鳅只是一个变态的小人，他把梅家的财产视为粪土，利用工头的身份挥霍梅家财产、讨好女人。特别是多次偷偷强奸梅云游的小妻子七月，更显出此人的卑劣。但在日本人砍伐鱼王庄的树木时，他又独自杀掉三个日本人。因为他也曾为这片浩大的林子付出过心血。

    人是很复杂的。斧头几代人在鱼王庙与各方求子的女人行云布雨，其实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一种带有原始生殖宗教色彩的神圣职责。天天应付女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甚至有些悲壮。他的快乐和压力都在于能不能让女人生出孩子来。因为这关系到鱼王庙的存亡和家族生育能力的声誉。但这种日复一日像牲口配种一样的生活，最后还是让斧头厌倦和羞耻。所以当那个神秘的女人来找他并且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时，他虽然预感到最终会死在这个女人身上，还是全身心投入。因为他终于享受到一种单纯的快乐。

    中华读书报：那些求子的男人们，其实大部分是知道怎么回事的，可他们选择了佯装不知。一些讨饭回来的女人怀孕生子，许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鱼王庄没人鄙视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鱼王庄不会灭种了，生命还在延续。作品中蕴藏了一个令人肃然的精神内核，就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尊重。

    赵本夫：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特定群落、特定生存环境下的故事。在那里，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第一要义，不能用所谓文明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他们。这在中国古代就有清醒的认识。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的管仲就说过：“仓廪实则知礼书，衣食足而知荣辱。”何况即便在人类的当下，活着并让生命延续，仍是所有伦理中的人伦大道，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不能把道德伦理当成一件俗物，邻居大妈的话不能听。

    中华读书报：梅子就是那个不为求子只为求欢的神秘女人吧？她的神秘、高冷和后来的表现，判若两人，你这样设置是什么用意？

    赵本夫：小说并不需要把所有事情说清楚，留些余地让读者参与创作也许更好。猜到梅子就是那个神秘女人并不难，她的行为方式却可以做各种解读，比如作为一个孤独的女人，她也需要男人，可她并不打算要孩子。比如她并不赞成鱼王庙求子的方式，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但她无力阻止，就用自己的方式让斧头精尽而亡，从而终结了鱼王庙求子的传统。总之，可以有很多想象吧。

    梅子在作品中是个重要人物，她的行事方式和常人不同。她是最瞧不起老扁把新婚妻子送给日本人的，却又是最全心全意帮他的人；她是照顾老扁的疯妻草儿最尽心的人，却又是她临走前把草儿引向深渊溺死。她大概觉得，草儿这么活着，只是行尸走肉。老扁为此已背负几十年的道德债，草儿一死，他们都应当解脱了。梅子有一半法国血统，她的行为方式会有一些天然的与众不同。但她是一个有大情怀的女人。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出现的《中国·一个荒漠乞丐村的史诗》，应该就是您写的这部书吧？

    赵本夫：可以这么说。鱼王庄的历史配得上“史诗”两个字。

    中华读书报：鱼王庄要生存，要繁衍，忍下多少屈辱，也展示了中国人超强的生存意志与能力。写这部作品，您认为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赵本夫：最大的难题是，在这些充满混沌、艰困、绝境、屈辱的叙述和描写中，能不能写出蕴藏的力量，而不是被击垮。

    中华读书报：上次采访时您说过，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最高要求写。”那么，《荒漠里有一条鱼》达到您的最高要求了吗？

    赵本夫：是的。这是一曲生命赞歌。我写出了苦难中的浩然之气。

    中华读书报：《西部流浪记》是记述您56岁开始的西部流浪生活，为什么开始得这么晚？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西部？第一次去西部是什么时候？

    赵本夫：在56岁去西部流浪之前，我多次去过西部。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吧，去新疆采风，那时是带江苏作家团去的，新疆兵团接待。后又去过多次，但都是事先安排好行程，有人接待陪同，时间也短，总觉得浮光掠影。于是才有了2005至2006年的三次西部流浪。这次不找人接待，也无固定目标，即兴游走，深入山区、沙漠、长城、农家，住地下室、废弃的窑洞，甚至夜里睡在荒野上，感触良多，收获很大。

    一次去西部讲课，曾有文友问我，你这么喜欢西部，东部和西部有何不同？我说，东部是人间，而西部是神界。中国远古许多神话传说都来自西部，长江、黄河是母亲河，都发源于西部，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都在西部，西部给了我们太多神奇、神秘和滋养。我喜欢神秘、粗犷、天然。西部会让我们一洗人间污浊，神清气爽，多一点阳刚之气，少一点嘀嘀咕咕。

    中华读书报：单独的西部行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赵本夫：享受自由，同时也体味孤独。自由和孤独对作家来说都是需要的。

    中华读书报：在行走的过程中，您对自己，对西部有什么新的发现？

    赵本夫：发现自己虽然生活在都市，心其实一直在旷野。西部的神奇太多了，每次发现都不一样。比如当我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沙漠下埋藏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种子。它们肩负着一个古老的使命：当人类把地球糟蹋得一片枯黄，没有绿色的时候，它们会在一次滂沱大雨后重新发芽，让世界重新焕发生机。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小说的意象，还是其他因素，能看得出来脚下这方土地对您的影响，能谈谈吗？

    赵本夫：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是生命之根，是无法摆脱的。即使当我远离家乡，回望故土的时候，这种感情会更加浓烈，对那片土地的认识也会更加清晰，因为有了和异乡的对比。我的家乡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几乎每一把土都浸透了血迹。这方土地养育了我，必然也会影响到我的文学面貌。

    中华读书报：写了四十年小说，您认为成为一名好作家，有什么可能的定则可遵循？

    赵本夫：最重要的是积累二字，包括思想、精神、知识、语言、技巧、生活、阅历等各种积累。所谓厚积薄发。如果积累不够，写作时就会捉襟见肘，作品就显得很“穷”。积累不够，会反映在作品里，是瞒不住人的。

    中华读书报：无论《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还是《天漏邑》《荒漠里有一条鱼》。都保持着丰沛的想象力，有评论家称为“鬼神之笔”，您如何看待想象力？

    赵本夫：一个作家生活阅历再丰富，也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生活。这时想象力就极为重要了。同时，想象力不仅是对经验的补充，它更是理想主义的翅膀。

    好的长篇小说应当具有两种特质：一是要有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指对一种精神、信念的执著；二是要有诗性。我把想象力称为诗性，卧石观云，放马走天，会极大地增加作品的张力，让小说“飞”起来，厚重而不呆滞，轻灵而不浮浅。积累和想象力是文学创作的两翼，缺一不可。积累靠笨功夫，想象力更多是靠天分和情怀。如果积累够厚，也会有助于想象力。文学创作并无定规，这只是我个人的体悟，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