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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先生的魏晋风度是出了名的。他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躲空袭时，边跑还边呵斥身旁的沈从文：“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跑个什么？”为人狂傲可见一斑。但他的文学观却是充满浩然正气的，令人敬重。他驳斥周作人说读者不必在乎作者，就像包子好吃，不必管做包子的厨师是否强奸过他嫂子。刘先生正色道：“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强奸过他嫂子的人能做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此问极是！读作家作品就像与人打交道，作者的境界高于读者，作品才可能“余香满口”，交流也才有意义，否则只会败坏口味。俄罗斯著名学者洛扎诺夫多年后在谈到一位作家时还惊愕欲呕：“上七年级时，读过《论智者和德育》，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作者的愚蠢简直让我（还是个中学生）大吃一惊，我不是说他的个别思想愚蠢，而是他的腔调。他怎么如此大胆！他怎么如此狂妄！”
大师的魅力来自于道德关怀，经典在于永恒的价值，文学创作需要更高的境界。罗丹早就告诫过：“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这样的道理并不深奥，但一个价值失序、进退失据的时代总会有它怯懦且执拗的解释。比如，把写作等同于“码字”，“躲避崇高”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口号。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还活着，能调侃，就以为玩世不恭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吗？其实，回避了生命意义的生存，不可能再有自由意志。
中国作家主要面临着“江湖化”倾向，其价值观没有什么深刻高妙的东西，就是一个“混”字，像水面上变来变去的风，更适合于政客而不是文学，但闻着臭吃着香，没有精神之锚又很难抵御。所以，一个缺乏操守的文化人，更可能臭不可闻。就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中的汉奸诗人蓝东阳，他口臭，话臭，诗也臭，浑身上下腌臜的臭，因为“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像花一样的清香”。这样心绪怨毒的作家，谁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读他肮脏的发泄物呢？
有文化不一定有教养，外表的风雅与内心的优雅并不是一回事。确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所言：“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他发现，俄罗斯作家伟大而坚忍的气质，正在于他们总是“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这里的“教养”显然不单指学历、学识、礼貌等较为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信仰、尊严、美感密切相关的。李建军指出：“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向上的运动’，就是为了‘高尚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个见解令人深思。
事实上，在这个“向上的运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市井、庙堂之分，也不在于文化高低，关键就看你有多高的志气，想要做怎样一个人。譬如相声大师侯宝林，今天我们不假思索地称他“大师”，可他早年学艺时出身贫贱，穷困交加，大字不识。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总要先满足了生存需求，才有精神升华的需要，何况相声在当时又是一门卑微的街头技艺，无法与京剧地位相比拟。可侯宝林年纪轻轻就志气奇高，骨气奇高，他搁地摊卖艺时便为自己立下了两个艺术信条：一是不说骂人的“荤口”，二是不讲摇尾乞怜的“贱话”。当年的观众都知道“他的相声文明”。而正是这“没有脏话和贱话”的自尊自爱，最终让他提高了相声的表现手段和欣赏境界，把一门乞讨般的民间曲艺形式提升为高雅的“笑的艺术”。这就是大师的成长之路，是艺术的奇迹，也是做人的奇迹。
好的作品，总像是一个人在说话，只有他这样跟我们说话，或者说我们被作品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进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随便翻到哪一页，我们都能感觉到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存在，他的眼光，他的微笑，他的沉思。一个高尚的作者会影响一批读者，而一批这样的作家会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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