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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3月24日 星期三

    说什么,怎么说

    郭小聪:文学伦理精神就是“高尚的生存”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3月24日   18 版)

        刘文典先生的魏晋风度是出了名的。他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躲空袭时,边跑还边呵斥身旁的沈从文:“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跑个什么?”为人狂傲可见一斑。但他的文学观却是充满浩然正气的,令人敬重。他驳斥周作人说读者不必在乎作者,就像包子好吃,不必管做包子的厨师是否强奸过他嫂子。刘先生正色道:“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强奸过他嫂子的人能做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此问极是!读作家作品就像与人打交道,作者的境界高于读者,作品才可能“余香满口”,交流也才有意义,否则只会败坏口味。俄罗斯著名学者洛扎诺夫多年后在谈到一位作家时还惊愕欲呕:“上七年级时,读过《论智者和德育》,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作者的愚蠢简直让我(还是个中学生)大吃一惊,我不是说他的个别思想愚蠢,而是他的腔调。他怎么如此大胆!他怎么如此狂妄!”

        大师的魅力来自于道德关怀,经典在于永恒的价值,文学创作需要更高的境界。罗丹早就告诫过:“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这样的道理并不深奥,但一个价值失序、进退失据的时代总会有它怯懦且执拗的解释。比如,把写作等同于“码字”,“躲避崇高”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口号。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还活着,能调侃,就以为玩世不恭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吗?其实,回避了生命意义的生存,不可能再有自由意志。

        中国作家主要面临着“江湖化”倾向,其价值观没有什么深刻高妙的东西,就是一个“混”字,像水面上变来变去的风,更适合于政客而不是文学,但闻着臭吃着香,没有精神之锚又很难抵御。所以,一个缺乏操守的文化人,更可能臭不可闻。就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中的汉奸诗人蓝东阳,他口臭,话臭,诗也臭,浑身上下腌臜的臭,因为“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像花一样的清香”。这样心绪怨毒的作家,谁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读他肮脏的发泄物呢?

        有文化不一定有教养,外表的风雅与内心的优雅并不是一回事。确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所言:“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他发现,俄罗斯作家伟大而坚忍的气质,正在于他们总是“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这里的“教养”显然不单指学历、学识、礼貌等较为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信仰、尊严、美感密切相关的。李建军指出:“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向上的运动’,就是为了‘高尚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个见解令人深思。

        事实上,在这个“向上的运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市井、庙堂之分,也不在于文化高低,关键就看你有多高的志气,想要做怎样一个人。譬如相声大师侯宝林,今天我们不假思索地称他“大师”,可他早年学艺时出身贫贱,穷困交加,大字不识。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总要先满足了生存需求,才有精神升华的需要,何况相声在当时又是一门卑微的街头技艺,无法与京剧地位相比拟。可侯宝林年纪轻轻就志气奇高,骨气奇高,他搁地摊卖艺时便为自己立下了两个艺术信条:一是不说骂人的“荤口”,二是不讲摇尾乞怜的“贱话”。当年的观众都知道“他的相声文明”。而正是这“没有脏话和贱话”的自尊自爱,最终让他提高了相声的表现手段和欣赏境界,把一门乞讨般的民间曲艺形式提升为高雅的“笑的艺术”。这就是大师的成长之路,是艺术的奇迹,也是做人的奇迹。

        好的作品,总像是一个人在说话,只有他这样跟我们说话,或者说我们被作品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进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随便翻到哪一页,我们都能感觉到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存在,他的眼光,他的微笑,他的沉思。一个高尚的作者会影响一批读者,而一批这样的作家会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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