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儒佛会通”的学术意蕴

    江南冬月，温州虽天寒，但无雪花纷飞。夜籁人静，独坐曦虚斋，捧读刘梦溪先生大著《马一浮与国学》（三联书店出版）。刘先生的文字意涵丰赡，意味无穷，为我所喜爱。

    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学经典精义，虽然简约精要，但具有极大的拓展思维空间。比如，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都具有极为广阔的宇宙与人生的思维空间。这是以严密逻辑思维的西方论述所不可企及的。“云自无心任去来。”马公一浮先生以儒家入世事业，以佛家淡泊名利，自性心净，壮穆笃行，大有“声闻缘觉，常住十方”之大自在。此为中国儒释道所感化而彰显学人“自性”的典范。梦溪先生的《马一浮与国学》，不仅为理解马一浮学问之要津，还在于滋养学人之心性，明悟亦现“自性”之光明灿烂。

    刘梦溪先生阐述马一浮的学术思想，既深刻阐明马公学术精神，又使世人明悟佛儒交融，以佛释儒的治学意义。“六艺”为中国经学文化之源流。马一浮先生曾倡导：国学是“六艺”之学。1938年，马先生在浙江大学首开国学讲座，第一讲就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也可以说，“六艺”是中国古代立国与做人的基本依据。中国传统的乡间文化就是依此“六艺”统摄人文精神涵义，构筑丰富的礼乐文化体系。虽经历代朝廷更换，烽火毁灭，然中国文化“礼失求诸于野”之慧根，也就是扎根于“六艺”的丰富人文精神意涵！民众日常祭祀礼仪风俗，只是浑然不知而已。因此，马一浮先生强调：“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依马公之语，可见“六艺”之学说，仍然在当下中国乡间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梦溪先生对马一浮先生“分析名相和排遣名相”的论述阐述精到，明识悟理。西方学术设立种种复杂“名相”概念。往往以概念套用概念，唯以其“名”与“相”，阐释前因后果逻辑，忽视“实证”而“遣名相”的学术意义。此种学术“名相”思维，累赘了多少学人的心智，为误匪浅。贺麟先生穷一生学问感悟其真谛，导出了西方理念的弊端：“现代西洋哲学，大都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惕黑教授外，余不多觏。”（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5册，第7页）章太炎先生回顾一生治学，得以体会是“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下册，世界书局，第960页）章氏对“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论说，正是学问者学术研究归旨指津。故此，贺麟赞许章氏的后来学问，达到了圆融超迈的境界。

    佛学属马一浮先生毕生之学，殊不认为六艺、诸子、程朱与佛氏义学为扞格不入，所不同者不过是性体义理之名相耳。“从分析名相始，到排遣名相终”，正是马一浮可谓典范地完成了这一学术研究门径的重大超越。而实现这一超越过程，是马一浮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马一浮与国学》第137页）。

    近代中国一些学者往往对西方学术“名相”抱着争辩不休，殊不知“名相”亦方法论而已。诚然“名相”须经“实证”，然后“排遣名相”，便是悟到智慧真谛。陈寅恪游学西方诸国，贯通多国文字，然其学术文章，从不见引用西人哲语。可见，陈公真正悟知“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之学问智慧真谛。吴宓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高抗之气节”大为赞赏：“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禆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见吴宓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日记）

    当今学人羞于谈佛学玄理，若入佛理以“自证自性”，便有感通奥妙之处。马一浮先生云：“吾昔从义学、禅学翻过身来，故言之谛当，可以自信。”（《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57页）“儒佛俱是闲名，自性本来具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30页）“濂洛诸儒澈骨勘透，知自性元无欠少。”（《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92页）马公并为以往圣德著书立说，诠表名相，冀众生能够“识取自性，从习气中解放出来”，“除得一分习气，便显得一分自性”（《马一浮集》第一册，第80页）。西人学术以概念亦为名相表述复杂性。学术研究从“表相”至“遣相”，是一个跨跃性的递进。依马一浮复性书院的教义教规，发挥办学思想，于当今中国学术研究亦有可取之处。

    马一浮先生说“六经实统摄于一心”。其心指“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充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8—20页）。其“性”即是人类本来具有的“自性”。读书为涤除“习气”，恢复“自性”（《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6页）。求知即是“知是本于理性所起之观照，自觉自证境界，亦名为见地”（《马一浮集》第一册，第42页）。其“自性自证”求学，正是佛学理念。刘梦溪先生在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解读马一浮先生儒学之“敬”，认为是学人的“自性庄严”。马一浮先生说：“儒佛俱是闲名，自性本来具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30页）“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50页）这是马一浮先生从佛儒会通，认识“自性庄严”之敬，到践行“自性智慧”的治学法门转化。

    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其目的于“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马一浮集》第二册，第1171页）。其创办“复性书院”的意义在于：“学术人心所以分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为宗趣。”（《马一浮集》第二册，第1168页）“复性”与“复礼”的区别是：复性指回归人类本来自性面目；复礼则以“礼”来感化性情，明悟人生义谛。复性是学人直指心性学术意涵，复礼是大众文化意义。复性契入人的心性之妙，悟通人类学术生命之真谛。马一浮先生睿智之处，将儒家之“性”与佛家之“性”互通融合，“所以继绝学，广教化之道”，成就“明心见性”之人类文化真谛。非博通中国儒释道文化精义者，莫有如此博大宏伟之理思。马一浮先生“复性”来自于儒家与佛家的精义，贯通融汇后之大觉悟者。

    刘梦溪先生认为，马一浮先生以佛学“自性”解读儒家“自性庄严”是对人文学术一大贡献，也是利益于人类未来的学术理思之功德大事。“自性”蕴含平等无二，慈悲清净，无缘大慈，大体同悲的丰瞻意涵。“自性庄严”与“自性智慧”，皆注重于“起心动念”之契入点，修整调理生活的“习气”，净化心灵境域，优化人类“自性”清净之觉发。“自性庄严”是儒家为大众所指示社会公共行为与道德典范秩序的方向；“自性智慧”是佛家坚持利自利他排除自私贪婪的习气，恢复光大“人类与众生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马公深明佛学要义，故以佛学“自性智慧”解读“六艺”的“自性庄严”，来阐明“六艺”对人类“自性庄严”的知解与人类“自性智慧”知悟的伟大学术意义。

    刘梦溪先生评说：“马一浮学术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宋儒虽接受到佛禅思想影响，却又讳言其来路。”然马一浮先生却反复说明，如果没有佛氏义学和禅学的渗入，儒学的义理便无法得到通彻的阐发。“先儒多出入二氏，归而求之六经。佛老于穷理尽性之功，实资助发。自俗儒不明先儒机用，屏而不讲，遂使圣道之大，若有所遗。墨守之徒，不能会通，渐趋隘陋而儒学益衰。”（《马一浮集》第二册，第第830页）马一浮先生一语道出中国历代儒学之秘谛——以佛悟儒，融儒行世。

    刘梦溪先生云：“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作为博识深通，契真卓知研究陈寅恪与马一浮的大学者，此为刘先生至诚肺腑之语。这不单需要深识马一浮先生的学术人文精神意义，理悟儒佛两学精义之谛，关键还在于践履实证感受马一浮先生学问与生活之间那潜涵着“不可说也”“不可思议”的睿智妙义。

    如刘梦溪先生评说：“对马先生的一生为学而言，儒学是底色，佛学是生活，诗学是性情。”“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梦溪先生穷数十春秋研究中国现代学人，对马一浮先生学术思想的“同情与理悟”情有独钟。刘先生以博识的学养，睿智的悟觉，清明的理思，简洁的文字，从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高度出发，将马一浮学术与中国上下数千年儒释道比较，与程朱理学及现代学人儒佛思想纵横交错互动，深入浅出地阐述马一浮先生“佛儒互慧”的学术理念，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六艺”的广阔思维空间，展示回归轴心时代学术的思想，觉醒当下社会人文道德世风，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又感佩叹服，同样“义显当代，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