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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3月24日 星期三

    马一浮“儒佛会通”的学术意蕴

    章方松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3月24日   15 版)

        江南冬月,温州虽天寒,但无雪花纷飞。夜籁人静,独坐曦虚斋,捧读刘梦溪先生大著《马一浮与国学》(三联书店出版)。刘先生的文字意涵丰赡,意味无穷,为我所喜爱。

        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学经典精义,虽然简约精要,但具有极大的拓展思维空间。比如,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都具有极为广阔的宇宙与人生的思维空间。这是以严密逻辑思维的西方论述所不可企及的。“云自无心任去来。”马公一浮先生以儒家入世事业,以佛家淡泊名利,自性心净,壮穆笃行,大有“声闻缘觉,常住十方”之大自在。此为中国儒释道所感化而彰显学人“自性”的典范。梦溪先生的《马一浮与国学》,不仅为理解马一浮学问之要津,还在于滋养学人之心性,明悟亦现“自性”之光明灿烂。

        刘梦溪先生阐述马一浮的学术思想,既深刻阐明马公学术精神,又使世人明悟佛儒交融,以佛释儒的治学意义。“六艺”为中国经学文化之源流。马一浮先生曾倡导:国学是“六艺”之学。1938年,马先生在浙江大学首开国学讲座,第一讲就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也可以说,“六艺”是中国古代立国与做人的基本依据。中国传统的乡间文化就是依此“六艺”统摄人文精神涵义,构筑丰富的礼乐文化体系。虽经历代朝廷更换,烽火毁灭,然中国文化“礼失求诸于野”之慧根,也就是扎根于“六艺”的丰富人文精神意涵!民众日常祭祀礼仪风俗,只是浑然不知而已。因此,马一浮先生强调:“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依马公之语,可见“六艺”之学说,仍然在当下中国乡间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梦溪先生对马一浮先生“分析名相和排遣名相”的论述阐述精到,明识悟理。西方学术设立种种复杂“名相”概念。往往以概念套用概念,唯以其“名”与“相”,阐释前因后果逻辑,忽视“实证”而“遣名相”的学术意义。此种学术“名相”思维,累赘了多少学人的心智,为误匪浅。贺麟先生穷一生学问感悟其真谛,导出了西方理念的弊端:“现代西洋哲学,大都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惕黑教授外,余不多觏。”(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5册,第7页)章太炎先生回顾一生治学,得以体会是“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下册,世界书局,第960页)章氏对“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论说,正是学问者学术研究归旨指津。故此,贺麟赞许章氏的后来学问,达到了圆融超迈的境界。

        佛学属马一浮先生毕生之学,殊不认为六艺、诸子、程朱与佛氏义学为扞格不入,所不同者不过是性体义理之名相耳。“从分析名相始,到排遣名相终”,正是马一浮可谓典范地完成了这一学术研究门径的重大超越。而实现这一超越过程,是马一浮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马一浮与国学》第137页)。

        近代中国一些学者往往对西方学术“名相”抱着争辩不休,殊不知“名相”亦方法论而已。诚然“名相”须经“实证”,然后“排遣名相”,便是悟到智慧真谛。陈寅恪游学西方诸国,贯通多国文字,然其学术文章,从不见引用西人哲语。可见,陈公真正悟知“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之学问智慧真谛。吴宓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高抗之气节”大为赞赏:“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禆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见吴宓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日记)

        当今学人羞于谈佛学玄理,若入佛理以“自证自性”,便有感通奥妙之处。马一浮先生云:“吾昔从义学、禅学翻过身来,故言之谛当,可以自信。”(《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57页)“儒佛俱是闲名,自性本来具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30页)“濂洛诸儒澈骨勘透,知自性元无欠少。”(《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92页)马公并为以往圣德著书立说,诠表名相,冀众生能够“识取自性,从习气中解放出来”,“除得一分习气,便显得一分自性”(《马一浮集》第一册,第80页)。西人学术以概念亦为名相表述复杂性。学术研究从“表相”至“遣相”,是一个跨跃性的递进。依马一浮复性书院的教义教规,发挥办学思想,于当今中国学术研究亦有可取之处。

        马一浮先生说“六经实统摄于一心”。其心指“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充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8—20页)。其“性”即是人类本来具有的“自性”。读书为涤除“习气”,恢复“自性”(《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6页)。求知即是“知是本于理性所起之观照,自觉自证境界,亦名为见地”(《马一浮集》第一册,第42页)。其“自性自证”求学,正是佛学理念。刘梦溪先生在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解读马一浮先生儒学之“敬”,认为是学人的“自性庄严”。马一浮先生说:“儒佛俱是闲名,自性本来具足。”(《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30页)“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50页)这是马一浮先生从佛儒会通,认识“自性庄严”之敬,到践行“自性智慧”的治学法门转化。

        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其目的于“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马一浮集》第二册,第1171页)。其创办“复性书院”的意义在于:“学术人心所以分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为宗趣。”(《马一浮集》第二册,第1168页)“复性”与“复礼”的区别是:复性指回归人类本来自性面目;复礼则以“礼”来感化性情,明悟人生义谛。复性是学人直指心性学术意涵,复礼是大众文化意义。复性契入人的心性之妙,悟通人类学术生命之真谛。马一浮先生睿智之处,将儒家之“性”与佛家之“性”互通融合,“所以继绝学,广教化之道”,成就“明心见性”之人类文化真谛。非博通中国儒释道文化精义者,莫有如此博大宏伟之理思。马一浮先生“复性”来自于儒家与佛家的精义,贯通融汇后之大觉悟者。

        刘梦溪先生认为,马一浮先生以佛学“自性”解读儒家“自性庄严”是对人文学术一大贡献,也是利益于人类未来的学术理思之功德大事。“自性”蕴含平等无二,慈悲清净,无缘大慈,大体同悲的丰瞻意涵。“自性庄严”与“自性智慧”,皆注重于“起心动念”之契入点,修整调理生活的“习气”,净化心灵境域,优化人类“自性”清净之觉发。“自性庄严”是儒家为大众所指示社会公共行为与道德典范秩序的方向;“自性智慧”是佛家坚持利自利他排除自私贪婪的习气,恢复光大“人类与众生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马公深明佛学要义,故以佛学“自性智慧”解读“六艺”的“自性庄严”,来阐明“六艺”对人类“自性庄严”的知解与人类“自性智慧”知悟的伟大学术意义。

        刘梦溪先生评说:“马一浮学术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宋儒虽接受到佛禅思想影响,却又讳言其来路。”然马一浮先生却反复说明,如果没有佛氏义学和禅学的渗入,儒学的义理便无法得到通彻的阐发。“先儒多出入二氏,归而求之六经。佛老于穷理尽性之功,实资助发。自俗儒不明先儒机用,屏而不讲,遂使圣道之大,若有所遗。墨守之徒,不能会通,渐趋隘陋而儒学益衰。”(《马一浮集》第二册,第第830页)马一浮先生一语道出中国历代儒学之秘谛——以佛悟儒,融儒行世。

        刘梦溪先生云:“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作为博识深通,契真卓知研究陈寅恪与马一浮的大学者,此为刘先生至诚肺腑之语。这不单需要深识马一浮先生的学术人文精神意义,理悟儒佛两学精义之谛,关键还在于践履实证感受马一浮先生学问与生活之间那潜涵着“不可说也”“不可思议”的睿智妙义。

        如刘梦溪先生评说:“对马先生的一生为学而言,儒学是底色,佛学是生活,诗学是性情。”“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梦溪先生穷数十春秋研究中国现代学人,对马一浮先生学术思想的“同情与理悟”情有独钟。刘先生以博识的学养,睿智的悟觉,清明的理思,简洁的文字,从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高度出发,将马一浮学术与中国上下数千年儒释道比较,与程朱理学及现代学人儒佛思想纵横交错互动,深入浅出地阐述马一浮先生“佛儒互慧”的学术理念,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六艺”的广阔思维空间,展示回归轴心时代学术的思想,觉醒当下社会人文道德世风,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又感佩叹服,同样“义显当代,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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