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考镜，质疑开拓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龚鹏程先生整个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已经出版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诗史、本色与妙悟》《中国文学批评史论》等著作，集中体现了龚先生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思考，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论的经典著作，也早已进入了龚先生的研究视野。

    龚先生就读的淡江大学早在1970年即成立研究室，专治《文心雕龙》，1975年出版《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龚先生担任系主任以后，曾整理了一份《文心雕龙》的所有图书论文资料。龚先生硕士博士阶段就读的台湾师大，更是章黄学派的传承，历来有讲《文心雕龙》的传统。龚先生从事龙学研究即受此种学术风气的影响。

    龚先生在1980年代初曾应邀参与翻译《文心雕龙》，译出了其中的《哀吊》《杂文》《封禅》《章表》《奏启》等五篇，纳入里仁书局重版的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1984年），该书成为台湾学界最流行的《文心雕龙》普及本。1986年龚先生发表《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文心雕龙〉的价值与结构问题》两文。1987年龚先生于《书目季刊》二十卷三期发表诸多龙学见解。又举办了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批评研讨会。会议同时，龚先生发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与徐复观先生进行商榷，引起了古典文学和文论界的较大争议。而现在出版的《文心雕龙讲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是龚先生多年来龙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龚先生的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强烈的方法论意识。统观《讲记》一书，颇能体现龚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精神，以及质疑旧范式、开拓新视角的学术方法。兹就研读所得，择其大要，略作阐述，希望能借以窥见龚先生在龙学上的见解与贡献。

    一、用“以古释古”的方法界定《文心雕龙》的性质

    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问题，是龚先生龙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龚先生认为，自五四以来，由于学界受到西方文论建构形式的影响，强调文学批评的客观精神和体系化，《文心雕龙》的地位越来越高，有一些评论由于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而流为过誉之谈。为了对《文心雕龙》的价值与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估，龚先生采取的方法是尽量摆脱近代文学批评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批评标准，将《文心雕龙》置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观照，一方面紧紧围绕六朝文论的新变思潮来讨论《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将《文心雕龙》的建构形态与唐、宋文论加以比较，以结构模式的继承和理论的内在呼应为凭据，来判断《文心雕龙》对后世的影响度。这种“以古释古”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比较符合中国文论史的实际，避免了“以西释中”“以今准古”的扞格难通。

    龚先生指出，自近代以来，学者们是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心雕龙》，但在古人看来这并非《文心雕龙》的本质。从刘勰自述以及《文心雕龙》历代著录情况看，“古人主要是从作文的角度来看待《文心雕龙》，认为此书是讲为文之用心，谈的是怎样写文章，而不是评鉴文章”，这是由六朝以来社会上文学崇拜的大传统决定的。因而《文心雕龙》的重心是在文体论部分，这跟今人所谈大不相同。

    龚先生认为，五四以来的整个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范式的发展历史是值得反思的。他从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的选文谈起，指出郭先生选的主要是《文心雕龙》的“毛目”即文术论部分，忽略刘勰论文的“纲领”即文体论，这是依照西方的文学观念，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接受《文心雕龙》。百年以来的龙学就是遵循此一研究路数，逐渐地凝定成一整套学术典范，不仅左右了对《文心雕龙》的理论阐释，也影响了《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异文校订从来都是在某一理解前提之下所做的是非判断，龚先生称之为“义理明则训诂明”），如此一来，《文心雕龙》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被遮蔽了。事实上《文心雕龙》在历史上是作为一部总集、别集、文史书、子书而被接受，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要远远超过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唯有采用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做到以古释古，以刘解刘，方能彰显其全部价值和魅力；如果采用西方文学视角来评判讨论《文心雕龙》，一味纠缠于纯文学和杂文学之辨等命题，会使问题越来越混乱，实属无谓。龚先生对近代批评范式的反思，对龙学研究无疑具有救偏补弊、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用汉人解经条例解释《文心雕龙》全书结构

    龚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因其论述的系统化和细密化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显得特别独特，但是其理论结构的安排并非像范文澜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佛学的影响，要说明《文心雕龙》结构特征的成因，必须结合刘勰所继承的大传统来考察。龚先生根据《文心雕龙·序志》篇“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自述，点明了这个大传统，即汉人释训经书的方法。

    汉人治经往往建立条例，如何休《公羊解诂》序说：“略依胡毋生条例。”这种条例，也就是立法创制，汉晋之间甚多。汉人这个学术传统对刘勰影响甚深。刘勰自言他论文的方法是“圆鉴区域，大判条例”（《总术》），又说“剖情析采，必笼圈条贯”（《序志》），可知刘勰是依仿经学条例以作论文条例，《文心雕龙》的体系化写作，可以说是汉人解经方法向文学批评领域的一次移植。龚先生从两汉的经学传统、学术思维以及刘勰本人的志趣来解释《文心雕龙》结构形态的成因，与采取“平行模拟”的方法，将此一体例的建立归因于佛学影响相比，更加具有说服力。

    龚先生进一步指出，自汉人用条例解经，到刘勰用条例论文，都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在晋宋之际兴起了一种讲究客观化与系统化的批评思潮。其中陆机对文学的客观研究态度具有转折的意义，它开启了宋齐梁理性文学批评的思潮。刘勰这种对文学写作法则的剖析钻研、归纳总结，体现了他穷究文学妙旨的尝试与努力，是当时由沈约等人倡导的理性主义文论思潮的一部分。

    另外，龚先生从历史发展角度对此种成体系的文论范式进行了价值重估。他认为，以《文心雕龙》代表的文学批评的结构形态，在后代并未获得广泛青睐而形成固定的传统。尽管唐代诸诗格、诗例等也走系统性和客观批评的道路，却并非文学批评的主流。至于宋代以后，文学批评并不以客观作品为主，并不想建立一套客观的评价标准与修辞法则，反而强调主体，强调“默会致知”。从理论的内在呼应关系看，《文心雕龙》与宋代以后的文论主流关联并不密切，直到近代，客观精神大盛，成体系的要求再度抬头，《文心雕龙》的架构形态遂越来越受到青睐，地位越来越高。

    三、从南朝经学礼法入手解释《文心雕龙》的生成

    龚先生认为，魏晋宋齐梁这几个朝代的经学传统不但没有断，反而比过去更为强劲，在文学上也产生了若干具体的影响。刘勰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他的文论，与经学的关系当然就特别密切，刘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是要阐发经义，所以他将所有的文体推源于经典，以此反对为文“箴绣鞶帨，无取庙堂”（裴子野语），这是全书的大纲维、大脉络。

    龚先生认为，六朝不但不是一个破除礼法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最讲究礼法的时代，论《礼》之书多达211部2186卷，远超其他经典，礼学无疑是南朝的显学。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这个经学礼法兴盛的大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它属于经学传统影响下的文论。龚先生根据刘勰《明诗》篇引用《诗纬·含雾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一说，认为《毛诗》只谈到“发乎情”，刘勰更强调“止乎礼”，《文心雕龙》重礼的意思比《毛诗》还要强烈。龚先生的这个论断实际已经涉及南朝礼学与《文心雕龙》关系的大问题了，值得做深入研究。

    关于《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刘勰自己说得很明白，《序志》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认为文士作文不应满足于用以自适、自通，更应当将文章用于五礼政教建设、军国庙堂事业。这显然是回应了曹丕的文章经国论，对于把握刘勰文论思想的实质极为关键。

    事实上，刘勰本人是宋齐礼学的预流者。《序志》自言：“齿在踰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说明刘勰的志向在于参与礼乐建设。《梁书》本传说刘勰在兼东宫通事舍人之后：“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上书议礼并得到朝廷肯定，是刘勰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说明刘勰参与了朝廷的礼仪建设实践，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崇礼与议礼这个史实，触及了刘勰除文翰、佛学之外的另一项能力——精于礼学，他是礼学预流者。刘勰的这一文化理想对于其文论建构和文论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序志》中刘勰连谈两个梦境，将“攀采彩云”（文学才华）与“执礼器南行”联系在一起，恰好表达了“文以经礼”的思想（《梁书·文学传》说：“经礼乐而纬国家。”），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这里。

    刘勰讨论文学内部问题，诸如文质、雅俗、奇正、真伪、情采、才学、浑成与支离、练辞与研术，等等，都是围绕“文以经礼”来展开的。南朝礼学的发达以及刘勰本人参与五礼建设的意志，才是刘勰文论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龚先生才反复强调刘勰文学思想的底蕴是经学，而不是道家、佛学，只有抓住了这个大本、总纲，才能正确理解刘勰对许多文学问题所做的判断。

    四、从道教角度解释刘勰的文道观

    以往的龙学研究，多从儒学和佛学两个方面来探讨刘勰的思想以及《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而实际上刘勰具有深厚的道教世家背景，其文学观念受道教潜在影响也十分深刻，龚先生的研究在这方面做了大力开拓。

    龚先生出身道教世家，与天师道因缘甚深，于道教文化研究造诣精深。面对《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龚先生能够发挥其深厚的道教文化理论优势，来观照其内部理论问题，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刘勰“文道”观的原理，为龙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龚先生指出，在道教理论体系中，“真文就是道”，“大道空洞，其显相即是文”，“‘文’为道之体及道之用”。这是对道教中“文/道”关系所做的十分中肯的提炼，恰好可以用来解释刘勰的文之“道”和文之“德”。

    《原道》篇将宗教、哲学、文字、文学、文明融为一炉，内涵十分深厚，可以视为《文心雕龙》的基石和灵魂，此篇不明，则全书晦暗。龚先生一则运用道门文字教理论，一则运用文字-文学-文化一体化理论，对此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剖析论断，彰显了刘勰原道的本义，为理解整个《文心雕龙》的理论扫清了障碍，洵为刘氏之功臣。

    龚先生治学淹该四部，博涉九流，故能彻上彻下，窥见国学之大全。他论《文心雕龙》，也已远超专书研究范围，涉及面极广。既如此，欲铨衡龚先生龙学之实绩，岂容易哉？今不揣冒昧，敢以此就正于龚先生及诸位龙学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