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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笔下，东方元素从来没有缺席过。这其中，中国形象作为主要代表独占“C位”的场合虽然不多，但作为细节和背景出现的情形还是屡见不鲜并颇堪玩味的。相对而言，在那支构建18世纪之后中国新形象的队伍中，济慈的表现算不上有多么热心，但中国仍以某种面目出现在他的笔下，并传递了诗人希望表达的某种思想或意图。它的出场动机、呈现方式及其展示的模样，仍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诗人的中国印象。
一
从济慈的作品（包括大量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那并不算优渥的生活里也偶尔点缀着某些标志性的中国元素，他对生活品质的理解和个人追求甚至也不乏中国背景和“中国标准”。
济慈曾用斯宾塞诗体写过一首童话诗，不过没有完工。有意思的是，济慈为这首后来被命名为《小丑，或妒忌者——一个童话》的残诗署了个露西·沃恩·劳埃德（LucyVaughanLloyd）的假名，还有鼻子有眼地注明作者住址为兰贝斯中国路（ChinaWalk, Lambeth）。兰贝斯作为伦敦的自治市，约于1815年建有道尔顿（Doulton）陶瓷厂，该厂尤以细瓷（china）闻名。所以，既然济慈设想了一个邻近兰贝斯的地名，由瓷器（china）联想到中国（Chi⁃na）从而选中它作为虚拟作者的通讯地址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暂时离开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时，济慈可以把家长里短聊得妙趣横生，而中国器物也可能成为他的谈资。济慈兄妹的朋友亨利新婚燕尔，可惜老婆家规严厉，对这位身患“妻管严”的朋友，济慈深表同情：“亨利在坎普顿城成了老婆奴，没有人能将他唤回。我很遗憾他未能娶一个更可爱的妻子，真是丢脸。她连妻子的一半职责都未尽到。”接着他认为这种老婆并不少见：“我觉得我能在小丑、库克船长的航行、《穆尔历书》的象形文字中找到她的同类，或者还有其他地方：中国钟楼门口、她自己壁炉架上的牧羊女中、诺亚方舟的女儿们当中、德国佬玩具商店和任何美术商店的橱窗里。”（1820年1月13日—28日致乔治安娜·威利·济慈）联系上下文诙谐的语境和济慈写作此信的轻松心情，这些原本令人不太省心的角色及其出没的包括“中国钟楼”在内的各种场合应该都不是诗人刻意批评的对象，而是随手拈来用于营造愉快气氛的。
1818年7月，济慈在游历苏格兰途中给弟弟托姆·济慈写信介绍一路的经历与风光，他注意到和同伴曾住过的一家客栈，条件简陋，房客粗鄙，“白色和蓝色的瓷具（chinaware）满屋乱丢”。济慈借此表达了对村民暴殄天物的遗憾与好东西明珠投暗的惋惜。在给两个弟弟的另一封信里，济慈这样写道：“荣誉如此之快地落到我的头上，我都快要承受不住了。你们觉得怎样，我会在朝廷中加冕为王吗？我会当上一位‘满大人’吗？”（1818年2月14日致乔治与托姆·济慈）在西方语境里，“满大人”（Mandarin）泛指中国官员。济慈视诗名为最高荣誉，当国家公务员不是他的第一志愿，所以济慈在这里用“满大人”来表达自己“人各有志”“没有贵贱之分”的职业选择观。
二
济慈心目中的中国物质文明形象跟英国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基本保持了一致，总体上还是颇为正面的。这方面，不出意外，丝绸、茶叶、瓷器等几大件是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常规选项。
1818年3月25日，济慈给同为诗人的好朋友J.H.雷诺兹写信说，前一个晚上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恍惚间眼前出现这样一幅场景：“看哪，是什么来自朦胧的远方？/是一条金色船舶用丝绸来包装！/三行船桨，齐刷刷瞬间闪耀，/光芒照进花木葱茏的小岛中央……”带有专属性标识的“丝绸”包装的“金色小船”所来自的“朦胧的远方”，对东方乃至中国的指向性是很明显的。这种带有“远方”特征的想象性描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拜伦《唐璜》中的句子：“大洋两岸都是他（指守财奴）的；从锡兰、/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唐璜》第十二章第9节）
济慈的作品还多次提到中国的茶，早茶、午茶、下午茶构成了他和他的亲朋戚友们的生活日常。他关心远在美洲闯荡的弟弟弟媳的生活，询问的内容之一就是：“你有茶喝吗？茶里放牛奶吗？”（1819年2—5月致乔治和乔治安娜·济慈）在济慈的文学创作迟迟没有打开局面的时候，济慈兄妹的监护人阿比甚至建议济慈去“做茶叶经纪人”（1819年12月20日致范妮·济慈）。本身就是茶商的阿比先生提出这个建议，一定是自己从茶叶经营中获益颇多，才会推己及人。在他的眼里，卖茶肯定比码字实惠。
济慈对妹妹范妮·济慈描绘过自己想象中悠闲、雅致、充满情趣的理想生活环境：“挺乐意弄一大群漂亮的金鱼来养着……我要把鱼缸放在一扇漆得很好看的窗户下……”（1819年3月13日致范妮·济慈）“懒洋洋地躺在睡莲盛开的池塘旁的草地上，一边吃着白葡萄干，一边观赏塘里的金鱼。”（1819年8月28日致范妮·济慈）这里面，金鱼源于中国（当然日本人曾经在品种改良方面作出过贡献），甚至“漆”也是中国发明的高级工艺，是西方人推崇备至的神奇魔法的体现。济慈笔下的浪漫元素甚至还包括花开富贵、国色天香的牡丹：“或者饱餐海浪上空的虹彩，/或者享足姹紫嫣红的牡丹。”（《忧郁颂》）牡丹原属中华独有，后来西传欧洲，在这里也成为高雅情调的渲染物和浓烈气氛的营造者，也完全可以与济慈赖以立足诗史的“颂诗”品格相得益彰。
三
不过，济慈关于中国物质层面之外的某些说法就难免让中国读者感到遗憾了。
1818年10月，济慈给怀揣“美国梦”移民美洲的弟弟乔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引经据典，回顾了从罗马帝国到拿破仑时代最强大的几位君主的统治方略和帝国扩张现象，然后提到了作为某种历史假设的悲剧性后果的承受者中国：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打算像戴克里先（创立四帝分制格局的罗马皇帝）那样将自己的帝国划分开来——在自己之下设立两位君王，但他仍然维持对整个帝国的最终统治——要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若干年内他们几位能相安无事，俄国说不定会将它所征服的地方扩大到中国——我认为中国自己则有很大可能落到听命于突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北边的俄国会翘起它的触角抵住欧洲的其他部分，与法兰西不断暗通款曲。（1818年10月14—31日致乔治和乔治安娜·济慈）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打败过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在济慈看来，如果他愿意向亚洲扩张，中国除了俯首称臣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济慈对中国的悲剧性假设看来仅仅是他的一种尽力不带感情色彩的推演，但我们不得不说，这番滔滔宏论只能说明年轻的诗人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及其力量还是太隔膜了。
1819年9月，济慈在写给在美国的弟弟两口子的又一封长信中，称自己正在读罗伯特·伯顿（1577—1640）的名著《忧郁的解剖》。他不厌其烦地摘抄了该书很长一段文字：
（她们）或者呈褐色，长着一张像杂耍碟子似的团团大脸，或是一张瘦削的发育不良的脸庞……要不就是斜眼、麻雀嘴、波斯妓女鼻，或为红鼻子，或为精明的狐狸鼻，或为扁平宽大的中国鼻（Chinaflat,greatnose），鼻翼扩张，像海岬那样隆起的鼻子，牙齿腐烂，发黄发黑，长短不齐，前后不平……
伯顿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说明“每个情郎都迷恋自己的爱人，尽管她丑陋不堪脸色难看”。但他在寻找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典型事例时不是就地取材，而硬要把目标放到他只是道听途说的波斯、中国等东方各国人民身上，也真是费心了。济慈誊录这一段文字给弟弟弟媳，可能是出于开开玩笑，同时也让书信显得活泼有趣一些的初衷。但是，他的这种引用，即使是与己无关的人听来也并没有什么好乐的，对当事人来说就更显得无趣甚至引起心理不适；何况，恐怕济慈内心里对伯顿的描写还是颇为认同的（据说《忧郁的解剖》是济慈最喜欢的书）。
济慈还曾把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不同文明传统的本质属性看待，并以此得出不同文明背景下民众的性格、智力乃至道德存在高下文野差异的观点。他煞有介事地跟朋友分析道：“农耕是对人的训练，从地里冒出的热气就像是母亲的乳汁——它驯服人的性情。看来这就是中国人笨弱低能的主要原因。”（1819年9月5日致约翰·泰勒）济慈在这里不仅对海洋和农耕两种文明作出了倾向性突出的评判，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笨弱低能”的“主要原因”。这种“高论”当然显露了其逻辑上的幼稚和立论上的无稽。
客观地说，济慈的学术修养、阅读视野、交际范围等都比较有限，他对东方包括中国的知识和价值判断基本来自有限的阅读和相对狭窄的人生阅历。因此，对于诗人济慈，无论是他人性的善良还是其艺术的精美，都不是我们回避甚至美化他对中国态度带有一定复杂性与局限性的理由。对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中国印象的观照、勾勒与评判，我们可能还得从足够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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