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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起，这已经是第六届论坛，许多参加过论坛的同学已经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今年又有许多新的面孔来到这里。参加第一次论坛的袁先欣现在已经是论坛的组织者。我们参与组织论坛的几位中方老师——王中忱教授、刘晓峰教授、王成教授和我本人——与东京大学有着漫长的交往，也从这些交往中获益良多。就我个人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先后与丸山昇、沟口雄三、丸尾常喜、尾崎文昭、村田雄二郎、石井刚、小森阳一等教授有过很多来往。Ellis俊子教授、铃木将久教授、林少阳教授一直是推动清华-东大研究生论坛的关键人物，也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正是经由几代人的推波助澜，这样的交往和通过交往而产生的思考和情感绵延如一条河流，穿过不同的季节、不同环境和氛围，生生不息。
不同于此前的几届论坛，这一届论坛采用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提醒对话的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生活在“2020+”的时刻。“2020+”是今年夏天我应邀撰写了序言的一个艺术展的标题。在那篇序言中，我对这一时刻做了一点分析，容我在此做一点引述和发挥：Cov⁃id-19在全球流行，在艰难抗疫之后，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获得了不确定的自由；在“紧急状态”与“正常状态”之间，人们努力正寻求适应。但在世界范围内，病毒流行远远越出了免疫学的范围。它所触发的是连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生态危机与瘟疫流行相互纠缠，将尚未脱离社交隔离的人类社会引入一个更为危险和更为不确定的时代——其特征是正常状态与紧急状态之间的清晰边界趋于消失。
免疫管理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尽可能地从集体性活动中疏离，但又要求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严格的集体性边界。疫情重新界定了社区、城市、边界、海关的意义，同时也依次重新分割了陆地、海洋和天空的交通。保护与排斥、团结与疏离、防范与相互需求以新的形式重新确立，而表述这些新矛盾的语言却多半是旧的。在旧的语言难以描述当代挑战的时刻，我们除了重新启动或激活旧语言之外，还有可能提供能够准确表述新情境的新语言吗？
在疫情之下，国际关系、政府背景、国家决策、社会评价、公众舆论和各种流言冲破了科学技术的常规边界，不仅研究机构的资金来源、合作关系及公共卫生专家的社会身份，甚至国际卫生组织本身，均面临“政治检验”，而且科学家及其研究本身也被置于政治显微镜下审视。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Es⁃posito）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医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医学化”，但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局限：在今天坚持和坚守科学的规则本身就具有政治的意义，就像BrunoLatour的早期研究所提示的，如果科学对于社会性的排斥本身正是其社会性的表现，有什么语词可以更准确地表述医学与政治或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疫苗仍然处于初期试用阶段，中国和东亚地区防疫相对成功的基础并不仅仅是医学的胜利，也是社会团结、文化传统和动员机制等社会体制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防疫问题的思考理应深入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脉络。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支持，我们的讨论几乎不能发生。传播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生态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检讨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但疫情危机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促发了对停工停产及供应链断裂的恐惧。数码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而且也改造了社会关系——从远程教学、远程会议、远程展览到亲朋好友的联系模式、国家的管理模式和教育体制无不因此而发生巨变。但是，传播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发地提升交流和交往的水平。许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打破了互联互通作为和平自然通道的幻觉：信息咨询的发达、社交媒体的狂欢无法自明地等同于公共性的扩展，恰恰相反，公共性的支离破碎也可能是其后果。《世界邮报》（TheWorldPost）在一篇导读中指出：在当代语境中，互联互通也可能成为分离性的驱动力。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形成新型的公共文化，技术进步的后果并不是确定的。我们的论坛就是无数努力之中的或许最为微弱的一个：通过技术支持而展开对话、思想，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以微弱的力量消除尚未远去的“旧冷战”、抗拒在大洋彼岸正在升腾的“新冷战”。
这也让我想起在冷战的氛围中展开探索的先驱者的工作，尤其是我在前面提及的战后一代的那些卓越的日本学者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他们着眼于历史大势，同情地理解中国革命，借助于孙文、章太炎、鲁迅、毛泽东等等二十世纪中国的视角，展开对日本近代历史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而这一视角也正好与这一时代中国社会在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程中展开民族自我批判的遗产相互呼应。正由于此，这一代人的中国研究虽然在学科上属于日本“外国研究”或“地域研究”的一部分，却冲破了学科的藩篱，深深地扎根于现代日本思想的脉络之中。他们的工作在中国也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欧美中国研究的独特位置。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前面提及的几位学者、尤其是战后一代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时至今日，他们的学术遗产依旧是活的传统，不断地激发年轻一代与之对话。对我而言，这样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时代人的感觉尤其珍贵，在老一代花叶凋零的时刻，我常常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念，也衷心希望论坛能够赓续这一传统，沿着先贤开辟的道路，继承宝贵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促成新的认知、敏感和表达形式的形成，让这样的对话、关切和超越国界的友情能够代代相传，成为中日之间乃至整个亚洲学术史上的生生不息的一脉清流。
（本文是作者在第六届清华-东大研究生论坛的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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