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再回眸

    上世纪20年代末所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一历程，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性质讨论，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国际与国内形势发生重要转变的条件下，在我们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场讨论，最初发端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起因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导路线的争论，而讨论随即在中国社会内部广泛展开。这场讨论，既涉及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与命运，涉及谁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个问题，也进一步延伸到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

    中国的社会究竟是何种社会？早在1920年代初，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共已经开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思考。1922年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即指出军阀的封建割据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封建性，“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性的军阀割据。上述分析，成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

    而此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中国的大革命设定的目标，则是“将中国造成初期基马尔式的土耳其”，并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即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共产国际的这一设想，非常明显地忽视了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分析，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没有考虑到国民党自身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高层的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斗，而蒋、冯、阎、李各路新军阀随即展开混战——事实证明，依靠国民党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名义上统一的南京政府之下，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于是，一系列更为深刻的问题，就这样摆在了世人面前：南京政府的成立，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当家作主”？是否意味着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中国社会能否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之前途如何？这些问题也在共产国际内部造成了分歧与争论。这种争论，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在斯大林看来，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领导集体的软弱，因为陈独秀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进行合法的斗争。

    1927年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停止陈独秀职务的决定。但是，对于这一在革命危急时刻做出的决定，陈独秀本人并不服气，他一直坚持大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随后，陈独秀经彭述之之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而苏联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顿使陈独秀感到觅得了知音，他陆续给中共中央去信三封，一方面指责大革命失败，是因为贯彻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时又援引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夺取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以“国民议会”为口号进行合法运动，在一段时期内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再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将“封建残余”继续视作革命的目标。

    1928年4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认为，大革命并没有触及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也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会议期间，由李立三主持的“农村土地问题讨论”，以“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使用关系是土地问题的中心”为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通过“土地革命”来消灭封建关系的可行性，在最终定稿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李立三首次将中国所处的社会状态称作“半封建”，并将“半封建”具体描述为“中国之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与“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两者的相互勾结。

    李立三的观点是为批判“托陈取消派”而提出来的，但是，他的观点却与“托派”的主张一样简单粗糙，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分析。特别是——这个观点没有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分析，而是简单地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阵营。同时，这个观点也没有分析土地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粗枝大叶的纲领，进一步造成了“六大”以来当年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而此时的国民党也在积极争夺思想文化的领导权，并为此创办了一系列刊物与阵地，其中《新生命》月刊，就是这样的重要阵地。该杂志由蒋介石授意、戴季陶领衔、陈果夫出资、周佛海等人发起创办，主笔是因创办《食货》杂志闻名学界的陶希圣；而此时的“托派”自然也不甘寂寞，他们也创办《动力》杂志，以此为阵地，其主将严灵峰，曾出任以陈独秀所领导的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杂志自然延续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

    1928年10月，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在周佛海主编的《新生命》月刊上发表，揭开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实际上，“新生命派”与“动力派”是彼此呼应的，因为此两派人物都将资本主义因素视作中国社会的支配力量，也将资产阶级视为中国的领导阶级。

    陶希圣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商业资本发生很早，因为这种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自周的末期便已瓦解，他甚至将春秋时代的齐国称作“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便是商业资本在中国自古以来的长期发展。在陶希圣看来，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的“宗法制度己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而瓦解封建制度的因素，正是“商业资本主义”。

    陶希圣认为，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因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兼具“地主与资本家”性质的“士大夫阶级”，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使中国社会的构造发生改变，使中国完全成为商业和金融资本共治的天下，于是，便有了他所谓“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这一结论。

    而以“动力派”面目出现的托派，则比陶希圣更进一步，他们为了说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不惜宣扬帝国主义资本对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意义”，进而提出：只有将华、洋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加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性质，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有正面意义的。

    为了回应国民党和托派在理论上的进攻，中共主办的《新思潮》于1929年在上海创刊，1930年4月，《新思潮》以《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为题发刊，直接将批判目标全面指向国内的“托派”与“新生命派”。

    作为《新思潮》的主将，王学文指出，首先，不能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商业资本是一种交换的媒介，它可以在各种生产方法之下存在着”，它自身并不具有固定的形式，虽然具有类似流通和媒介的功能，但并不作用于生产，更不能支配生产过程。

    其次，也不能从金融资本甚至高利贷资本的角度，去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们“自身并不参加生产，也并不经营生产，单单只是一个剥削方式而并不是生产方式……只是站在一定生产方式上的一个剥削方式”。

    王学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是与现代工业生产和产业革命相伴随的一种生产方式，与纯粹的通过放债手段和商业手段获取利润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其源动力就是要通过生产来获得剩余价值，并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来继续扩大剥削，进而获取更多剩余。正如阿尔都塞所概括的“马克思所揭露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伴随它而来的国家镇压的各种形式——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物质基础中，根植于一套剥削体系中。在这套剥削体系中，生产本身服从于剥削，从而服从于资本的扩大生产。”

    中国生产力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产业资本的不发达，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发展，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中国作为原材料出口国，只能处于分工的最低端——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凭借其产业资本的发达，而对中国经济进行剥削，在这种剥削过程中，中国的所谓商业资本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为帝国主义做买办，即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只负责贩运、汲取与输送，亦或是将商业资本转入投机行业，以这种方式做买办，这样的商业资本再发达，对于中国的民族产业也毫无帮助。

    由于中国没有现代产业，工业经济极端落后，于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原材料出口国，存在于剩余价值剥削的链条里，而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危机时，原材料的出口国首先就会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而这正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中国所遭遇的局面。

    城山智子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纺业和缫丝业为例，详细分析了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中国纺织行业所遭受的严重打击，受银价贬值所带来的短期通胀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全面破产。

    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随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地区陷入空前的经济衰退，随着农村生产的极端凋敝，帝国主义问题与中国农村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便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领导了多次农村调查工作，以弄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前途。1933年6月，为扩大农村调查研究的力量，又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农研会”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1934年创办了《中国农村》理论刊物，而刊物同人将自己称作“中国农村派”。

    “中国农村派”以支配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为考察对象，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具体地揭露出中国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已经转化为“买办势力”，即他们既是农民的债主，也是外国资本的掮客。

    地主阶级的买办化、金融化，这是中国农村发生的重要的现象。根据钱俊瑞的调查结果，农村“新起”的地主少有雇佣长工和短工的现象，也少有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对于这些地主来说，他们“在城镇里就是银行钱庄的存户，甚至就是它们的股东，同时还是商号，当铺的老板；在乡村里而他们又是收税吏，小店铺和高利贷的主人。当然除此以外，他们又是乡村行政上的领袖”。

    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里，由于国内农产品持续跌价，驱使地主富农携农村资本涌入都市，进入金融机构，流向外国银行，进而剩下一个农贫粮贱、资本短缺、流通不畅、经营周转难以为继的危机中的中国。

    这一切都说明，在蒋介石政权上台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危机，是空前地加强了，这同时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自1920年代末以来，持续近十年的社会性质论争，逐步深化了中国人的思想，从而使先进的中国人逐步地认识到：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工业，就没有力量与帝国主义抗争，也就无法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而从国内看，在农村高利贷资本和城市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江河日下，日渐衰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这场革命的主体，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这四个阶级的联合。这四个阶级的联合，构成了中国人民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今天，重温一个世纪之前的这场重要论争，依然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