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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将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一场生命科学革命
——沃尔特·艾萨克森
未来是光明的
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出产的新冠疫苗，是世界上首批由信使核糖核酸（mRNA）激活的疫苗。
它们双双使用了一项至为关键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
这项技术的主要开发者、今年五十七岁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李嘉诚讲席教授珍妮弗·杜德纳和五十二岁的法国科学家埃马纽艾莱·沙尔庞捷（EmmanuelleCharpentier）获得了2016年的唐奖（和张锋一起）与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现在，六十八岁的美国畅销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Isaacson）为杜德纳教授写出了一本厚达五百六十页的传记。
《破译密码的人：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和人类的未来》（The CodeBreaker:JenniferDoudna,GeneEditing,andtheFutureoftheHumanRace）3月9日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
书中记录了杜教授成长、受教、从业、竞争、突破和功成的非凡经历，并引领读者，共同畅想生命科学的伟大革命和人类医学的光明未来。
三次大革命
艾萨克森是畅销书《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亦曾写有基辛格、爱因斯坦、达芬奇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都受好评，也都畅销。
他认为，现代社会有三次大革命。
第一次是物理学革命。它始于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论文，由此产生了原子弹、太空旅行、GPS和半导体。
第二次是数字革命。它始于20世纪下半期的比特，于是所有信息都可以用0和1来编码，由此产生了微芯片、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第三次呢？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另一个粒子，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粒子，这就是基因。”艾萨克森上周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本世纪初，在2000年左右，我们对整个人类基因组做了测序。现在靠着珍妮弗·杜德纳，靠着她和同事们发明的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重写基因组的方法。所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将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一场生命科学革命。”
小心坏人
这么好的技术，让坏人惦记上可咋办？
艾萨克森说，CRISPR和其他基因编辑技术非常简单，落在无原则的科学家手中,确实有可能出事。比如有人想通过基因编辑，生碧眼小孩、提高其智商、增强记忆力或肌肉力量。
在刚刚出版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KlaraandtheSun）中，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就写到了新技术的滥用问题。有钱人可以用基因编辑改造自己的孩子，从而使全国儿童分成拔苗童和未拔苗童。只有拔苗童才有上大学的资格，广大未经拔苗的小朋友则注定要作为被遗弃的大众而沉沦底层。
共同搞出CRISPR之初，杜教授做了一个噩梦：她走进一个房间，有人对她说：“我想了解你的新技术。”此人抬起头，杜教授定睛一看，竟是希特勒。她苏醒以后想到，要是咱们的技术被坏人拿去了，就可能用于罪恶的优生学目的，来创造一个“优等民族”，用作更强壮的士兵，满世界杀人。所以她决定牵头召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给这项技术加上道德的约束。
与张锋的竞争
书中收入了很多彩色照片，小标题密布，有很多很多对科学名词的解释。其中一章叫《我学编辑》，记录的是作者进入杜德纳实验室，穿上白大褂，戴上黑手套，在科学家指导下，亲自做基因编辑的新奇经历。
虽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杜德纳最重要的竞争者、今年三十九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有密集的出现。
杜张的恩怨——也许还要加上沙尔庞捷和杜的老友乔治·丘奇——是当代生物科学江湖上的一大看点，艾萨克森自然不会放过。
在他看来，石家庄出生的张教授深受母亲灌输的传统价值观影响，不露锋芒，羞于竞争，总是满脸带笑，真心与人为善，如果没有导师埃里克·兰德在后面推他，他是宁愿继续与世无争的。杜德纳却以竞争为荣，为乐。其干劲之足，野心之盛，有时让她的法国合作者沙尔庞捷颇不以为然，却又不得不承认，杜教授身上这种极强的成名意识，正是驱动大部分科学先锋和科学本身前进的动力。
杜德纳的竞争精神，可以追溯到她在夏威夷上小学六年级时看过的一本书。我们将以下面对《破译密码的人》的一节选译结束本文：
一节选译
杜德纳的父亲是个贪婪的读书人，每星期六都会从当地的图书馆借出一堆书，在下个周末前看完。他最喜欢的作家是爱默生和梭罗，但随着珍妮弗的成长，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给自己班上的同学分派的大部分是男人写的书。于是，他把多丽丝·莱辛、安妮·泰勒和琼·迪迪翁加进了教学提纲。
他经常带一本书回家，不是借自图书馆，就是购自当地的二手书店，让她读。就这么着，她上六年级时，有一天，一本詹姆斯·沃森《双螺旋》的平装本二手书放到了她床上，等着她放学回家。
她以为这是本侦探小说，就把它搁到了一旁。一个下雨的星期六下午，她终于读了这本书，此时才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原来想得没错。她飞快地往下读着，简直着了迷，当它是一部有着强烈个人色彩的侦探剧，充满了栩栩如生的人物，述及追求大自然内在真理时的野心和竞争。“看完以后，我父亲跟我做了讨论，”她回忆，“他喜欢这个故事，尤其是它非常个人化的一面——搞那种研究时人性的一面。”
（沃森未经许可就使用了结构生物学家和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数据。杜德纳从中意识到了他令人不快的大男子主义和令人开窍的竞争意识，但更让她震惊的是，富兰克林证明，妇女也能当大科学家！）
《双螺旋》的核心见解将塑造杜德纳的职业生涯：化学分子的形状和结构决定了它能发挥怎样的生物学作用。对那些有志揭开生命根本秘密的人来说，这是个惊人的启示。这就是化学——研究原子怎样结合来创造分子的科学——成为生物学的方式。
第一眼看到床上的《双螺旋》时，她以为这是自己喜欢的那类侦探小说。而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意识到自己所想无误这件事，同样塑造了她的职业生涯。“我一直喜欢推理小说，”她在多年后指出，“也许这能说明我对科学的迷恋，科学就是人类企图理解我们所知延续时间最长的奥秘：自然世界的起源和功能，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尽管学校不鼓励女生成为科学家，但她认准了这就是她想做的事。一方面是要理解自然界如何运作的激情，另一方面是要将发现转化为发明的竞争性欲望，在这两种因素的驱使下，她将协助取得自双螺旋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进展，这句话是沃森后来带着他典型的、披着谦逊外衣的夸张口吻，亲口对她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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