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景观与战争时空的文学化重构

    纪实文学《沁源1942》标志着在蒋殊个体的写作史当中，其“历史类”文学叙事的观念、方式、风格和美学体系的整体性完备与艺术话语形态的自觉确立，《沁源1942》也在当前众多历史纪实性文学作品谱系当中，提供了独具个体化艺术经验性和美学创造性的文本示范。

    第一是历史经验的文学性介入。《沁源1942》充分发挥出蒋殊以文学介入历史、个体书写介入历史时空的独特透视与重构功能，这种文学性的书写历史、文学性的重塑历史、文学性的构建历史的方式，第一是作者不断打开既有的方志史料的知识边界，以田野调查、个人访谈、遗迹寻踪、历史考古等方式，补充、完善、发现或整理宏大历史叙事的生活化内容，以众多的个人记忆来佐证与丰富宏大历史叙事的现场生活质感，由此作者获得了基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但又超越既有历史认知界限的个体文学经验；第二是作者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历史，不仅是再现历史叙事中的英雄或典型的人物，而且还努力激活僵硬历史叙事中的每一位鲜活的个体生命之人，展示他们在特殊生存境遇中的悲恸、哀叹、陨落，展示他们的智慧、隐忍、坚韧，也展示他们的热烈、信仰、决绝，这是作者介入历史现场的人文化路径——平凡而普通的“人民”“大众”在历史的文学性重塑中成为叙事的主角，静止或展览性的历史想象得以获得生活化的行动能量，历史时空的冰冷由此获得了情感的温度与身心的熨贴。正是依托作者所独具艺术匠心的文学叙述方式，久远历史时空中的沁源保卫战事件，与当代读者的历史想象、生活实践或心灵感知，完成了日常感官性的沟通以及理性情境化的契合，《沁源1942》也成为嫁接想象与体验、历史与当代、事件与人物、叙事与意义、宏大与日常、实存与意义等区隔的超级能指文本示范，在作者对总体性的历史观和微观性的人文观的创造性重构当中，完成了某种历史与人文的“隐秘共情”。而“认知、感官与想象的共情”在消解当代人的身心感知与历史事件叙事之间的区隔或障碍之时，也是作者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普遍性的国民记忆、将众多的个体化记忆升华为集体民族化记忆的典型符号化工程，这是作者对历史真实的虔诚与尊重，是她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对既有历史方志或历史叙事所遮蔽、所掩盖、所遗落的真相暗角的捕捉、发现与聚焦，标志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性、观念性和美学性的文学理念体系的坚定确立。

    第二是历史正义性的文学性阐释。蒋殊在《沁源1942》当中确立起一种现代人文观，她不仅以此矫正历史学科所秉持的相对主义的话语机制，而且在其饱满的文学性叙事当中，完成了“历史正义”的形象推演，即以人道主义为内涵的现代历史正义观的构建。在人道主义历史正义观的统摄之下，人的观念、行动乃至死亡均具有了鲜明的价值归属，侵略、压迫、屠杀等具有了人性之“恶”的确定，坚守、反抗、牺牲则具备了人性之“光”的高贵，可以说，正是因为作者在其文本中所构筑起的历史正义观，赋予一系列事件、人物、行动乃至心理等以内在的判断可能，它摒弃了所谓的客观历史叙事的超然中性，而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主权、个体的生命、心灵的尊严等一系列支撑文学叙事的话语观念作为历史正义的砝码，这种对个体之人以及底层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生命尊严、精神空间的捍卫，正是历史正义“现代性”的话语内涵，而《沁源1942》的文学性叙事既是对这种话语内涵的开掘，是对这种话语内涵之所以合法的文学化佐证，更是对这种话语内涵所隐喻的“文明观”“人性观”的“现代性”历史生成情景的隐秘营造。

    第三是英雄主义精神的形象化诠释。《沁源1942》以文学形象化的描述与叙事，为英雄主义精神的诠释进行了语境化的重构，即蒋殊将英雄人物的心灵承重、人性内涵乃至身体极限置于微观生活的具体语境当中，以此展示他们的牺牲、隐忍、抉择、信守、扶持等在特定语境中所呈现出的难度、伟大与高贵，这种身心的艰难与超越不仅投射于刘开基等一系列抗日英雄人物序列，而且沁源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与典型英雄人物的同向与一致，英雄主义精神的辐射范围得以由个体走向群体、由典型走向普遍。而作者对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捕捉，不仅仅停留于对其表现形态的精微雕刻和生活实践，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对英雄主义精神的“生成”与“多元”进行真实性的注解，即英雄主义精神并非是一种自赋，而是一种他者化的外赋，从典型人物到普通民众，他们所表现出的在特定战争语境中的意志的忍耐、肉体的极限、智慧的激发、心灵的信仰，正是英雄主义精神超越政治性掣肘之后的“个体性”“生活性”“人文性”的崭新内涵。《沁源1942》当中对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生成演绎与具象表现，不仅是对地方历史记忆的瞻仰与缅怀，更是对当代人在文化精神传承面临总体断裂的危机语境当中，一种民族身份和精神高标的钩沉与召唤，一种对超越时空滞差的共时性的文化精神共享，一种对亘古延绵的地方民族性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永恒性”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