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去等闲争论 相信自有公论

    中华书局近日出版《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种，收有钱先生信札一百多通（比《钱宾四先生全集》所收多出很多）。据出版后记，这批书信，是徐先生身前保管，身后由徐先生后人捐赠湖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信札自1948年起，1957年止，历时约十年。

    一九五五年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徐先生写了一篇驳殷海光先生的信，钱先生信里这样说：

    兄驳殷海光一函尚未见到。弟意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我们必信及社会自有公论一真理，然后才能安身立命。若果信得及此一真理，则真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又何必急待争辩乎？

    这就是劝徐先生不要急于去争一日之短长，可以信及社会自有公论这一真理。钱先生还没看到争论的信是怎样写的，就提出了这样决然的意见。这是当年六月初所写，过了几天钱先生读到了徐先生驳殷海光信的全文，又有一书叙谈此事，仍力主“以不发刊为是……只以不理为佳”等等。除此结论式意见外，钱先生信中还以田忌赛马为喻，说以上驷竞下驷，亦非卫道良策，说不如拈大题目，发大议论，久之自有大影响，来力劝徐先生不要发表这样的论争文字。以上都是1955年6月的事。在这以后诸信中，没有再见到关于此事的后续，也不知徐先生那封驳殷海光的信，后来发表了没有。

    时间推进到了1956年12月，钱先生另一信中，讲到另一件事，徐先生的另一文章。钱先生说道：

    鄙意学术行谊皆与世共见，而急切无法共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弟于并世时流意见，未尝不愿虚心接纳，其无法相合者，亦只有各行其是。每守孤诣，非敢自负，然亦不乐自辨白，良以笔墨口舌争辩，往往无所得而转增擾攘自分精力耳。至于更有不足辨者，则更唯有置之不理而已。

    这次说的自然不是一年半前的那篇文章，而是说的徐先生将在《民主评论》八卷一期发表的文字。不过看上去还是同样的问题，徐先生文章要和人辨个明白，钱先生则主张还是置之不理为上。这个分歧，好像钱先生比较重视，总是希望徐先生接受他的劝告。就在1956年的这一信中，钱先生还说到：

    吾兄体况尚非健康，能多涵养为宜。弟每读古今人文字，有自道胸臆，绝不见纠缠葛藤者，斯为最上。如心中有对，则笔下有渣滓，气度风格转为卑近。弟心知其意，而自所抒写时不免于此病，每以自疚，故敢以奉想于贤者。弟每爱庄周‘何与人俱来之多也’之语，又曰‘送者皆自崖而反，而君自此远矣’，弟每窃慕此心境，若能胸中无扰，称心直达，快何如之！故亦不愿见相爱者之陷此纠扰也。

    这真是胸中无扰，称心直达的

    直抒胸臆了吧。

    1956年的这信，是从徐先生要发在《民评》刊物上的文章谈起的，此时钱先生还未见此全文，只是知道这是一篇论辩文字而已。次年一月，钱先生才读到这篇评论以及有关的两篇原文，钱先生又有一信，说是对文章的内容（论点）是有同感的；并说此等文字亦诚不可少，但接下去还是有一转，“然风气所趋，终恐一时甚难挽回，思之慨然。弟尝谓一代学术，必有指示涂辙者导其先路，每有意就此方面有所撰写，而终恨事冗，又此事体大，未敢率尔下笔”。这次讨论似乎到此又已告一段落。

    在本书所收书信中，还有提到徐先生对钱先生所写《中庸新义》所作批评，这是钱先生邀他评定的。钱先生徐先生（但现在此书中只有钱先生所作没有徐先生所写）在几次书信中谈到这事，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看上去最后还是有同有异吧）。这和上面所说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和著作，若自有信心，就不必多和别人争辩，乃至可以对他人看法不闻不问，置之一旁的意思略有相通吧。

    全书一百多封信，到1957年8月止。以上短文，只是其中几封信里读到的一点意思吧。省去此等等闲争论，相信社会自有公论。当年钱先生信中提到的这一观点，是他自己身体力行并且用来劝人的。时间过去几十年，今天来看这一观点，应当还是学界中青年学人所应当思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