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陪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结识了彭程，继而与刘江滨相识。

    那时我在地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和出版工作，系热屁股坐冷板凳的生活状态。但年纪尚轻，全身有热力，便不甘于冷，做潜心的阅读。读周氏二兄弟，读孙犁、废名和沈从文。由于读得沉静，能深入文本，一边笔录，一边思考，还一边衍发，便在入定的状态下，写了不少读书随笔。

    正巧彭程在《光明日报》编着有关读书的版面，遂把读书所得悉数寄去。没想到，竟得到他的厚爱，且毫不犹豫地悉数刊布。一时间，一个京西土著，也堂而皇之地发典雅之论，有学人样相、遂颇引人关注。

    最先关注者，即是刘江滨。他那时好像在一所河北的院校里做着专门的现代文学研究，尤好周作人。我的一篇关于《知堂书话》的书话，便被他看重，遂托彭程捎话，表达“倾慕”。很快，他也有一篇对知堂的议论，被彭程推出，甫一阅读，便发现，他的文字，既重学理，又重情感，纵横捭阖有大气象。相较之下，我的笔触就显得单薄。击节赞叹之下，我在电话里向他致敬，咿哩哇啦说了许多。都感到，我们同嗜存焉，意气相投，颇有些相识恨晚之慨。

    这之后，又通过彭程的版面，亲炙了伍立杨、姜威、胡洪侠、冉云飞等青年学人的文字，感到他们真有学问，堪可谓腹笥充盈、撒豆成兵，洋洋洒洒。再后来，由彭程策划，在大象出版社推出“绿阶文丛”，使“新书话”文体得以集中展现，有了“符号”作用。我忝列其中，乡下人也挤进了学人的行列，颇自得。

    关于“新书话”，彭程在“绿阶文丛”的总序中有明确阐释——

    作为一种文体，读书随笔（新书话）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优势。相对一般的随笔文宇，它更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较之某些泛泛的抒情和议论，因为有所依傍而减少了空疏，显得更切实可触。同时，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须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心弦，引发了他的共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复述、阐释原书，而是处处结合了作者自己的所感所思，浸润了他的心性魂魄，读后分明感到作者的脉搏。乍看谈论的是别人的书，其实表达的完全是自家心意······总之，散文的诸要素，情感、智性、文笔、趣味，在这一文体中都能得到良好的发育，其中的优秀之作，跻身最杰出的散文之列亦毫不逊色。

    但这个“新书话”写作群体，并非都是沉浸在由书衍发的散文式写作中，也有鲜明的分别。其中，彭程、刘江滨和我，既写“新书话”散文，也写生活散文，笔触宽阔，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游走，进入相互涵养的状态。进入21世纪，这个写作群体，不仅“分别”，还最终分化了，伍立杨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埋头写壮怀激烈的志士传略，冉云飞关注时态，写时事政论，姜威和胡洪侠则热衷于藏书，写书本身的趣味小品。就剩下我和彭程、刘江滨不离不弃地坚守在一起，既有纷繁的篇什，也有成卷帙的专著不断出版，创作成果颇引人注目。去年年中，江滨兄推出了他的散文新著《当梨子挂满山崖》，嘱我写评。读其文字，篇篇高致，美不胜收。心中喜着、敬着，但就是不能下笔，因为他文章的意蕴和气息我太熟悉，深度痴迷，不能做到“旁观者清”。

    正踯躅间，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古耜兄《向内转、往下沉的写作姿态》的大评。他对江滨兄评论道——

    刘江滨对散文难度的追求呈现另一番情景——作家没有在文本形式和技巧层面过多用力，而是让创作重心向内转、往下沉，化作对精神自我的发掘、提炼和提升，进而以不断丰盈强大的自我挑战散文的“难度”，推动艺术的前行。这点在他的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他视野开阔，阅读广泛，文心绵密，这使得其走笔落墨，不但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而且有让人豁然开朗的“审智”特点。《桃之夭夭》以桃花为“文眼”，让神思和笔墨在古典文学长河间穿行，一时间“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习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桃红又见一年春”的畅想纷至沓来，其结果不仅生动传播了与桃相关的知识，而且从较深的层面切入传统文化的特殊蕴涵。《时间之笔》围绕河北境内的沙丘平台遗址展开叙事，依次打捞出商纣王“酒池肉林”、赵武灵王“沙丘宫变”和秦始皇驾崩沙丘的历史往事。而作家之所以钩沉历史，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以历史为镜鉴、为昭示。

    古耜的评论让我深以为是并内心涌动，因为他从本出发，切中肯綮，正是我想要说的话。我便觉得，我的评论没必要再写，再写也是重复和赘语，遂作罢。

    这里要说的是，对古耜的评论我之所以内心涌动，概因为他虽然写的是刘江滨，但其实也是写的我和彭程。因为我们三人，长期的“新书话”和生活散文的“两栖”写作，有了相同的写作伦理：用书象关照世象，用外在诠释内心，用文化照亮生活，都是“向内转、往下沉”的写作姿态，在文字上，一同追求感性、知性、智性和理性交融的复合品质。还有，我们年龄相当，有近似的生活阅历，许多经验都是感同身受；我们又同出生、成长于燕赵大地，有共同的文化谱系，许多思考都深度共鸣。那么，文章品相，自然就切近和趋同。所以，古耜便一石三鸟，剖一解三，写了我们三个人的评传。

    这也验证了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观念：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风尚，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性，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和彭程、江滨写作状态上的“相似性”和文字气象上的“同一性”，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命定。

    也是由此，对彼此的创作，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本能地给予“第一时间”的关注，并发出热烈的反应，一同享受“文学的欢宴”。便可以告慰文学界的同仁，我们的彼此“呼应”，绝非功力层面的“帮闲”与捧场，而是出自内在的驱动，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文学陪伴”。

    这种陪伴，化作了创作上的动力。对我的陪伴，彭程和江滨略有不同。彭程毕业于北大，有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余影，评到我的文章，多是鼓励而很少不顾情面的否定。江滨出自河北师大，因为少因袭，便多了几分“野气”，对我常做质直的批评。比如我刚学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他就在自己主持的版面上直呼：“凸凹，你不能这样写！”他的棒喝，让我惊警，便用心地写，并且每有长篇新作，都要惴惴怯怯地呈给他，听取他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后来他终于说到：“凸凹，你不仅会写长篇，而且写得很好。”

    有彭程、江滨这样的陪伴，我已经不在乎文坛的冷热，好像只写给他们，就足够了。一如庄稼只长给大地，奉献给恩德，奉献给养育，就本分自足。

    ■凸 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