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1907—1998)是二十世纪中国宋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周一良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人物谱传研究是邓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他对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更是用力颇深,有《辛稼轩年谱》《辛弃疾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等名作传世。笔者2018年在旧书网站上购得邓先生致宋史专家来可泓论学信札一封,内容涉及署名辛弃疾作《来公墓志铭》的真伪考证问题,颇有学术价值,故在此予以介绍
信札全文共计410字,前半段是与史事考辨直接相关者,兹录于下:
来函及《来公墓志铭》均收悉。当我在去年看到你写的关于稼轩为来廷绍所撰墓志铭的报导时,便深觉其可疑,所以去冬晤谈之顷,即面请以此文相示,今日得读全文,知我的预测果然不幸而全中。伪造此文之人,乃是一个对宋代官制毫无常识者,他竟不知道,浙东路的安抚使照例是由知绍兴府的人兼任的,辛稼轩是于嘉泰三年六月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的,十二月即被召入朝,其前任为李大性,在任二年余,此在宋人所修《会稽志》中所载极为详晰。尚得谓在辛任安抚使之日又派来廷绍去做绍兴知府耶?而且当时的行朝是在临安,在会稽的乃是地方官,安得于志文中以越王左右之文种范蠡妄相比拟耶?
信件时间落款为1991年5月21日。《来公墓志铭》即《宋宣奉大夫知绍兴府事来公墓志铭》,收录于《萧山来氏家谱》(民国十一年重修版,现藏杭州萧山区档案馆),尚未见他书著录。1978年《萧山来氏家谱》发现于长河镇,1988年由长河镇政府捐赠给当时的萧山市档案馆。来可泓应该是此时发现《家谱》内收录的《来公墓志铭》,认为是辛弃疾佚文,对外予以介绍。1990年,邓广铭看到来可泓介绍《来公墓志铭》的报导,对墓志真实性存疑,当年冬天与来可泓见面时希望能读到全文。次年,邓广铭得到来可泓回信,得以读到全文,断言该墓志是托名辛弃疾的伪作。据《来公墓志铭》记载:墓主来廷绍,字继先,不忘中原失地,自号“思洛子”。生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绍熙四年(1193)与友人陈亮同科进士。绍熙五年(1194),来廷绍与辛弃疾相识。庆元五年(1199),辛弃疾安抚浙东,来廷绍为朝散郎、直龙图阁学士。庆元六年(1200)来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十五日卒于萧山僧舍。
邓广铭针对该墓志提出两条辨伪证据:一,不符官制。南宋十六路各以守臣兼安抚使,其中两浙东路安抚使由知绍兴府兼任。辛弃疾于嘉泰三年(1203)六月至十二月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见《(宝庆)会稽续志》卷二及《宋史》辛弃疾本传)。而墓志记载辛弃疾安抚浙东后,来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显然墓志作者不知兼任的常制,辛弃疾曾任此职,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二,用典不当。志文记载辛弃疾得知来廷绍出知绍兴府后,“私喜曰:‘来君来,事济矣。祖宗耻,可雪矣。’盖以绍兴乃越王卧薪尝胆之地,予与来,无愧蠡种。”文中以范蠡、文种辅佐勾践复国的典故比拟自己与来廷绍,而南宋自绍兴八年后即以临安为行在,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俱属地方官员,如何能与蠡种相提并论?
邓广铭治学素来注重考证,曾提出治史“四把钥匙”之说,以目录、职官、地理、年代为史家的基本素养,非常重视史料的辨伪工作。他指出《来公墓志铭》的两条纰漏即是以职官、地理证史。邓先生只是在信札内对墓志进行初步考证,如果循着这种考证思路,还能发现更多的抵牾之处。首先是时间记录混乱,墓志记载庆元五年(1199)辛弃疾安抚浙东,六年(1200)来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嘉泰二年(1202)来廷绍去世。而据上文所引史料已知辛弃疾于嘉泰三年(1203)六月至十二月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其时来廷绍已去世半年,如果墓志真的是辛弃疾所作,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其次,官职多处错讹,除邓先生指出一条外,墓志尚记来廷绍庆元五年为朝散郎、直龙图阁学士。朝散郎属文官寄禄官阶,宋朝以诸阁学士、待制为文臣职名,带学士、直学士、待制职名者为侍从官,诸直阁为庶官贴职。龙图阁以品位高低依次设龙图阁学士、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待制、直龙图阁,并无墓志所书“直龙图阁学士”一职。且此处只记载来廷绍寄禄官、贴职,而没有所任职事官名,不符宋制。墓志又记来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宣奉大夫是宋代寄禄官阶名,为文臣京朝官寄禄官三十阶之第六阶,正三品,而墓志记来廷绍前一年官阶还只是朝散郎,为三十阶之二十一阶,正七品,岂能迁转如此之速?可见墓志作者史学素养之浅薄。
最后,从文风看整篇墓志用词通俗、浅陋,不类宋人手笔,更有“忠愤激烈,尝念祖宗耻未雪”“祖宗耻,可雪矣”等语,不禁让人联想起托名岳飞《满江红》“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似有摹仿之嫌。
邓广铭在信末猜测“伪造此文者,最早应为清末之人,否则即是民国初年之人。盖一乡曲粗通文事者之所为也”。结合墓志作者所犯的种种低级错误,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邓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萧山来氏家谱》所收《宋宣奉大夫知绍兴府事来公墓志铭》确为托名辛弃疾之伪作,今后学者再引用此文应该倍加慎重。
刘浦江教授曾将邓先生治学风格归结为“独断治学,考索之功”,确实是贴切的评价。邓先生的这封信札也提醒现在学者使用史料应先辨真伪,不可轻忽。
另外还想提及的是,邓先生得享高寿,类似的治学信札肯定存世尚多。之前出版的《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并未收录来往信件,邓先生也没有出版过专门的书信集。邓先生的书信今后如果能够结集出版,定会是一笔珍贵的学术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