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被浪费

    2月早些时候，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接到《当代》杂志社的电话，得知她的短篇《风中的母亲》获得了完全由读者投票评出的该刊年度冠军。

    她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她回想起二十年前，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就是《当代》的这个奖。

    现在，邵丽对自己的创作状态信心满满。新年伊始，她就推出了两部新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枝》关注现实，关注两代人的人性成长。另一部长篇《黄河故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她以一贯的对细节的捕捉和直抒胸臆式的表达，生动地呈现出当下的生活。

    父亲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谁能知道，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成长？ 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又曾经为家人留下过多少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 ……邵丽用绵密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家族故事，夹在时代缝隙里的几代人的挣扎、苦闷和彷徨，以及坚忍不拔的行进。

    中华读书报：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您早年是在机关工作，担任过人事科长、乡党委副书记、市文联主席等职务。那时候，文学于您来说完全边缘化了吗？

    邵丽：文学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边缘化问题，读书始终占据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我脱离写作的一段时间，我对文学丝毫也不陌生。那段时间比较活跃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苏童、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我都耳熟能详。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爱好，很少参与社交活动，至今不会打牌摸麻将什么的。体育、娱乐天分一样也没有。在我看来，自己是个很笨的人，任何竞技类的活动都让我害怕。

    中华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拾文学？ 重新开始写作，是从哪部作品开始？

    邵丽：准确是1999年前后，因为女儿在中央音乐学院上附小，我常去北京。鲁迅文学院那时有业余作家班，我去旁听过几次。在那个时期，写出了《碎花地毯》《废墟》《戏台》《腾空的屋子》等作品，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自由投稿，结果发的都还不错，省级刊物上过几个头条。《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都发过。

    中华读书报：您一度成为文学刊物的宠儿，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全国大型刊物刊载。中短篇小说连续数年被中国作协收入年度小说精品年鉴，还多次获全国奖项，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幸运。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能否回忆下当年的创作，停滞多年，突然厚积薄发吗？ 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必然？

    邵丽：2002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作家高级研修班，我是首届学员。我们那个班在文坛上称做“黄埔一期”，班上一半以上的学员已经是成名作家，包括徐坤、孙惠芬、张梅、麦家、艾伟、关仁山、柳建伟等等。授课老师除了专业作家、评论家，还有各部委的领导和专家，李肇星、王蒙、李敬泽、胡平、李建军等都亲临授课带学生。课余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文学交流，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和写作空间。我从一个业余作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又走出来搞写作，应该说具备很多生活资源优势，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些经历资历可能会增加作品的厚度吧！ 说是厚积薄发也好，说是必然也好，不过我觉得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被浪费。

    中华读书报：《我的生活质量》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发行突破十万册。看得出来您对行政机构的描写十分熟稔，真切生动，对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这部作品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吧？

    邵丽：我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赶上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各个层面的领导班子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我接触到的大批领导干部都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说我对行政机构有多熟悉，而是我对那一批官员比较熟悉。他们大多是50年代中后期生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工作和婚姻状况，我都耳熟能详。所以写起他们来几乎是顺流而下。我写的不是“官场”，也从来不认可我写的是“官场小说”，我写的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他们”。“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他们的日常和寻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我的生活质量》还是《明惠的圣诞》，关注的都是农村人进城、身份得不到认同的问题，揭示城乡之间无法弥补的差距。同类作品也有很多，您认为自己胜在何处？

    邵丽：其一，我涉及这个问题比较早。过去这类作品，主要表现农民工外在的困苦，怎么做苦力，怎么当小姐等等，很少涉及他们内心的焦虑。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跟我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工作有关。当时很多城市“卖户口”，农民花十万八万块钱买一个城市户口。有了这个户口，你就是个城里人了，在上学、就业、参军、医疗等等方面享受便利。即使车祸身亡，赔偿也比农民高几倍。所以他们的困苦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焦虑，是巨大的社会不公在他们的内心投下的阴影。

    其次是真。真情，真诚。我很少考虑写作的技术问题，重点是用真情实感书写，先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读者。只有笨作者，没有笨读者。自己感动三天，读者感动三分钟，这个作品就应该是不错的作品。常常听一些人批评说，某一部作品是靠赚取读者的眼泪走红。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空前广泛，能赚到眼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中华读书报：持续多年的创作，我们看得出，您在努力不断创新，尝试着各种题材和写法，比如《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批写基层干部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与您的挂职经历有关吧？

    邵丽：对，没错。您说的这几部作品，确实跟我的挂职经历有关，这就是被评论家称作“挂职系列”里的作品。

    写作的过程也是摸索的过程，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作家都会自我反省，求变求新。我初始的写作追求唯美，个人情感情调浓郁，以自我感受为中心。这类作品写了一阵子，自己都感觉过于雷同，写一篇和写十篇没啥区别，只是为写而写，那个时期非常苦恼。刚好当时要求行政干部下基层任职锻炼，我就跟着下去了。

    刚开始对基层还有些抵触，觉得乡下人，粗鲁，没什么见识。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发现基层干部都是精英，亲历基层繁重的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还有底层民众的生存无奈和尊严的缺失，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才让我真正思考所谓“生活”的意义，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当时我只是看、听、思考，回来两年后才开始动笔。可以说一发不可收，创作出了一系列挂职小说。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您创作了《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一系列“父母故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家族叙事的？

    邵丽：“挂职系列”之后，我创作了《北去的河》《春暖花开》《大河》《节日》等中短篇，都是比较温暖的题材，反响都还不错，但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写父母亲那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家族，是我长久的心愿，那是一个特殊年代所能产生的特殊人物。赶上疫情关在家里几个月，就试着写，没想到有了开始就收不住了。我在想，对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耐心窥看。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下一代人对我们还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经历的这个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时代还能留下什么？ 所以这也是我着急进入家族叙事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黄河故事》中的母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母亲，看上去好像刻薄冷漠得不近人情，却是悲凉无奈、也是自己执念的牺牲品。

    邵丽：说实在的，我写《黄河故事》中的父母亲，脑子里想的却是我的公公婆婆。解放前，我公公出身大家，算是个公子哥儿，受过新学教育，生得面目清秀，气宇轩昂。解放后一家子人七零八落，他年龄最小，房无一间，又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日子不好过。经他的姐姐们张罗，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又矮又胖的女人，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婆婆家当时在他们那儿算是殷实人家，靠娘家照拂日子才能过下去。

    公公婆婆生了七个儿女，成活了五个。按我婆婆所说，公公一辈子没正眼看过她一眼，也没往家拿过一分钱。公公在外地医院当医生，很少看顾家。婆婆独自抚养五个儿女，并且严格要求他们读书上进，好好做人。她对孩子要求极为严苛，稍有闪失非打即骂。但出了门却像老鹰护雏一样，让孩子吃好穿好，不受委屈。

    她不是没想过指靠丈夫，是真的指靠不上。她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跟男劳力一样挣全工分，挖河修路什么都干。晚上帮人家缝纫衣服换些吃的用的，有时候累得半年月事都不来一次，一直到死都带着子宫脱垂的妇科病。靠她的一己之力，愣是把五个儿女送进大学。

    故事里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公公婆婆有类似的地方，也有较大的差异性。他们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他们的冲突主要是人生理念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是很难调和的。

    中华读书报：《金枝》中的母亲是真正的“强大”，“她用她的智慧固守一个男人，通过一个男人固守一个家，通过一个家固守整个世界”——通过自我反省和母亲的对比，小说的调性深入了，有力量了，也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小说中家族中的女性是突出的，在您的笔下也是活色生香的。您是如何看待女性？ 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是否更有优势？ 可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人物，又都是男作家创作出来的。您怎么看？

    邵丽：这个还真不好说，女性写女性难免带入个人情绪，会有“身在此山中”的认知障碍。男性写女性会更超然，观察会更客观，想象的空间更广阔。古今中外都有写女人的高手，福楼拜写出的包法利夫人，没有女作家可以企及。就是我们当下活跃的小说家，苏童、毕飞宇、张楚等当代优秀作家，我觉得他们比女人还懂女人。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看得我目瞪口呆，很难想象出自男作家之手。大约这就是旁观者清吧。

    中华读书报：这两部新作，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强势”。这个词也许不是很准确，换种说法，应该是对家族命运的担当与责任，是对成功的追求，是骨子里的要强。《金枝》结尾的反思令人感慨：“我自以为是的成功，父母他们认可吗？”不光是父母，儿女辈也未必认可。通过这样的反思，您希望传递给读者怎样的生命体悟？

    邵丽：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到了娶媳嫁女的年龄，见了面聊的都是儿女的婚姻和子嗣，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委屈。形势比人强，有人选择不为儿女做马牛，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不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有人矢志不渝，穷尽一生之力把儿女往上推，觉得儿女的幸福才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儒教文化孕育的社会和家庭伦理，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利他上，从而湮灭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我们到底为谁而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文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邵丽：文学过去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现在几乎就是我的命。我二十出头时生下女儿，当时觉得抚育女儿就是我的使命。可女儿渐渐长大，我也慢慢明白，她有她的人生，我也有我的，任何人的人生都不能被他人取代。生活中我是个十分笨拙的人，没有别的技能，也没有别的嗜好，跟人聊天都能翻车。自从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有去过电影院。我有密集恐惧症，看见人多心里就发憷。

    我唯一的爱好和娱乐就是在家看书，写点东西。写作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告白，也是我私人情感的外溢。除了这点事，我别无所求。

    中华读书报：大家常说文如其人。您认同吗？ 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女人，又是怎样的作家？

    邵丽：文如其人，我觉得确实如此。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也用简单的方式待人。我的作品也带着我的简单和直接。至于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一个用力写作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有偶像吗？ 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邵丽：我的偶像太多啦，我觉得所有好的作家都是我的偶像，包括一些现在我所熟悉的作家，总是觉得人家怎么那么会写呢！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成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作为河南省作协主席，您如何评价河南省的文学创作队伍和现状？ 河南的网络文学创情况如何？ 在全国网络文学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邵丽：河南的文学队伍一直表现不俗，被评论界称作“文学豫军”。从50后，一直到00后，作家梯队一直不间断、不缺位。现在80后90后都有不菲的成绩，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河南也有一些较好的网络作家，但没有特别突出的。我们目前成立了网络文学学会，我相信网络作家们会有更好的表现。

    中华读书报：您关注网络文学的发展吗？ 看过哪些网络文学？

    邵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会刻意要求自己尽量多关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看过唐家三少的、流潋紫的、天蚕土豆的……很多。前段时间还在看猫腻的《庆余年》。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文学迅猛发展，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必然。

    中华读书报：平时有时间看电视吗？ 近年很多电视剧改自网剧，如《都挺好》《隐秘的角落》等，和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的优势在哪里？

    邵丽：也零零星星地看一些，有些电视剧拍得还真不错。网络受众面大，传播迅捷、简便，几乎可以为受众贴身服务，这是传统文学做不到的。但传统文学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保留着文学最核心的东西，那种直指人性人心的东西。我相信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都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网络文学要想走入文学史或经典化，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邵丽：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有些进入文学史的，未必是经典；有些是经典的，也不一定能进入文学史。如果要合并回答，我想说，不管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最后能进入文学史或经典化，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它的文化和思想含量，文学只是代表它们出来站台。我想，所谓功夫在诗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